http://news.ifeng.com/opinion/gundong/detail_2010_09/23/2608899_0.shtml
网事不如烟：并不“向善”的互联网
2010年09月23日 01:21时代周报
主持人 唐明灯
互联网被高估?
国际著名的IT杂志《连线》，在8月刊载了文章《Web已死，Internet永生》，从技术和市场角度分析了为什么万维网会衰落。最近，《美国电子期刊》的一组主题为《界定互联网自由》的学术类文章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文网络上流传，这组文章为美国多所大学互联网自由等方面的教授的研究成果荟萃，务实地探讨了互联网现有生态中亟待解决的包括自由、版权、审查等诸多问题。对互联网的发展的反思和审视，在今年几近成为时尚。
2010年第3期美国《外交政策》则发表了署名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的文章《互联网再思考》。该文从政治角度反思了互联网的功能和效用，认为互联网的社会价值和效用被误解或夸大了。
文章认为，互联网并非通常认为的“一种向善的力量”，并以伊朗、缅甸等国为例，认为以twiiter为代表的微博客并未如愿撼动专制与独裁。作者还认为，互联网并不能增强政府的责任心，是否能促进公众参与政治也尚不确定。几乎成为定见的互联网能让人们走得更近的看法，也在文章中遭到了质疑。
该文充满了悲观论调，其出发点是给此前多年来对于互联网诞生后过于乐观的预言浇凉水。
作者认为互联网并未如阿尔文•托夫勒、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等数字狂热者早年预言的那样，全人类都成为“电子街坊”，“开创一个世界和平新时代。” 文章总结道：“20年来，互联网既未推翻独裁者，也未消除国界。当然，它也没有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以理性和数据为决策驱动的后政治时代。它加速并放大了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影响力量，往往使政治变得更加不易控制、不可预见。互联网看起来越来越像真实世界夸张的电子版本，现实中的希望和危险它一样不少。而早期互联网狂热者所预言的网络乌托邦看起来更加虚无缥缈。”
钉子户大战拆迁队
网络游戏“钉子户大战拆迁队”走红，是本周颇引人注目的网络现象，也成了国内外各类媒体竞相报道的新闻。在这款描述“钉子户”反击拆迁人员的网络游戏中，丁家家庭成员或用拖鞋、或用猎枪对付强行拆毁其家园的拆迁队员。
“钉子户大战拆迁队”的成功并非在游戏本身的可玩性，而是基于社会现实，迎合了公众对强制拆迁的普遍愤怒。新媒体研究者、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的评论认为：“强制拆迁其实是政府权力和个人财产权之间的矛盾。尽管中国有《物权法》，但它从未得到有效实施。当政府权力侵犯个人所有权时，人们会十分在意，因为它会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而玩家则发现，赢得游戏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最后一关中，拥向房屋的暴徒实在太多了……
俄罗斯将终止网络审查?
《南方窗》杂志9月6日一篇题为《俄罗斯将终结网络审查?》的文章，经过半月的发酵后，也在网上赢得了大量眼球。该文以记者无国界组织今年3月在其发布的网络自由报告中，将俄罗斯从“互联网的敌人”名单剔除为切入点，全景式地回顾了俄罗斯网络发展，特别是网络自由与控制的历程。猜测俄罗斯将终止网络审查制度。
该文作者写道：2010年6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美，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将实现媒体自由排在了其国内施政目标之首，其次是打击腐败和保护人权。在7月初一次会议上，面对媒体负责人和媒体与通信的行政部门主管，俄总统表示希望提高和保障国民的言论自由，并要求未来几年俄互联网覆盖率不少于 90%。他甚至表示，俄罗斯互联网将保证链接所有国内和国外网站，要使信息获取不存在障碍，“技术创新将为言论自由提供保障，任何官员不能阻挠互联网上的讨论，同时也不能设置网络审查制度”。
胡泳
“新媒体”(new media)一词成为互联网兴起以来，媒体界流行的对新的传播技术的概括。然而，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媒体成为“新的”?是我们拥有了同媒体互动的新方式?是媒体技术的新融合?还是媒体产品的互相依赖与交叠?简而言之，新媒体之新包括了以上所有因素，甚至包含得还要更多。
当代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依存度和扩增性越来越强。电影开始模仿电子游戏，音频和视频大量抢占网站空间，“原始”的内容和以其他媒体形式出现的“附加”内容变得模糊，内容在生产的时候就被制作者赋予了可在多个平台上播放的可能性。这种媒体之间的协同关系成为新媒体市场范型和日益扩大化的全球化生产和营销生态的必要特征。传统媒体的生产者盯着新媒体的“大饼”谨慎下手，而新媒体的生产者迫切地希望吸纳传统媒体的品牌、产品和人才。
媒体发行和消费出现的变化也同样明显。电影厂和电视台积极地把自己的节目转换成数字格式，以便用户可以在网上观看，或者变作DVD光盘予以出售。还有一些媒体试图创造新的有创意的方式，让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成为更加互动的参与者。媒体展播的地点也出现了不同，例如，视频点播在同无线电视争夺观众，苹果公司的iTunes/iPod不仅提供音乐、也提供电影下载服务。纵向整合与横向贯通都在发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向消费者提供“整合了的媒体体验”。
内容在多个媒体上流动，多个媒体产业展开合作，如果仅仅从这些层面观照新媒体，那么，我们就忽视了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媒体受众四处寻找他们想要的信息和娱乐体验的迁移行为。
媒体内容的流动十分依赖于消费者的主动参与。参与式文化是与旧式的被动观看相比而言的。我们不应该再把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成不同的角色来谈论，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视做依照新规则彼此互动的参与者。
怎样看待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关系?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当中，曾经在“被动的旧媒体”和“互动的新媒体”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他预测说，广播电视网将要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窄播”和随需定制的分众媒体。大众媒体铁板一块的帝国将会被拆分成许多家庭手工作坊，今天的媒体帝王将看到他们的中央帝国的坍塌。在这样一些观者的眼里，旧媒体会被完全彻底地吸纳进入新媒体的轨道。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旧媒体从来不会死亡，死去的是我们用来获取媒体内容的工具。历史学家丽莎·吉特尔曼提供了一个视角。媒体在两个层面上工作：首先，它意味着一种令沟通成为可能的技术;其次，它是一套相关的“协议”(protocols)，或者说围绕着技术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媒体技术是一种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ology)，媒体系统也是一种文化系统。
一种媒体的内容也许会转换(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讲故事的媒体之后，收音机转而专注音乐)，其受众也许会发生变化(连环漫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主流媒体变成今天的小众媒体)，其社会地位可能沉浮(戏剧从一种大众化的形式变成了精英形式)，但是，一旦一种媒体令自身满足了某些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会在传播选择的更大系统内持续发挥作用。每一种旧媒体都被迫同新崛起的媒体共存。这就是为什么融合(convergence)作为一种理解过去几十年媒体变化的方式，比起数字革命的范式更有说服力的原因。旧媒体不会被取代，相反，它们的功能和地位被新技术的引入给打乱了。
风水轮流转。今日硅谷最酷的公司不是Google，而是Facebook。Facebook与Google，命中注定必有一战。
这场大战必然会发生的一个证据就是，有人企图否认战事的存在。Google的CEO埃里克·施密特驳回了两家公司正起冲突的说法，尽管Google正在努力开展社交和游戏服务。首先，施密特认为，Facebook与Google眼下并没有直接竞争广告市场，说两家公司是对手“在数学算法上就不对”;其次，Facebook正在带来越来越多的网络用户，这对Google只有好处。施密特说，Facebook用户比其他服务的用户更多使用Google产品，两家不会互斥，“赢家在哪里都会赢”。
他的话听上去像是对一家傲慢的后起之秀的吹嘘的不屑一顾，毕竟，Google就好比世界重量级拳王，每个人都想夺取其头上的桂冠。但在过去几年里，Facebook已经从毛头小子般蝇量级的选手成长为一个合法的挑战者了。就施密特的两点反驳来看，第一，Facebook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用户网搭建整合多个网站的广告网，这将直接冲撞Google的AdSense业务;第二，Facebook与Google之战根本不是产品和服务之战，而是入口之战，互联网正从大众化入口(如门户和搜索引擎)转向个人化入口(如社交网络)。当年，雅虎的信息中枢曾经是互联网用户的第一入口，Google凭借自己强有力的搜索引擎，把互联网的前门硬从雅虎手中拿下，直到今天雅虎都在努力复元。而互联网的下一个前门在哪里?Google的人不会傲慢到迟钝的地步。
施密特自己也承认，互联网正变得“社交化”，对社会网(the social Web)制高点的争夺——甚至对搜索引擎的争夺——都远没有结束。Google与Facebook之战不仅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正在演变成为有关互联网未来的全面战争，涉及网络的结构、设计和用途。施密特有个词用得很准确：Facebook的互联网“算法”的确与Google不同。
在过去10年里，Google的算法统治着互联网——遵循着严格而有效的方程式，对在线活动的每个字节进行语法分析，最后建立起一幅不带感情的世界网络地图。然而，扎克伯格却预见到一个更加个人化、更富人情味的互联网，在那里，由朋友、同事、同伴和家人组成的网络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人们通过彼此披露各自的内心而建立互信和丰富人生，就像在线下一样。扎克伯格把这种情形命名为“社交图谱”(social graph)，用户将通过这样的图谱寻找医生，了解最好的相机，或是雇用员工——这和Google搜索的冷静逻辑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这是对人类如何在网络中遨游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Facebook才是互联网的中心——换句话说，今天的那个中心要被无情地替换掉。
Facebook的信息不对Google搜索开放，这正是Google的软肋所在。在Facebook上发生的事情只存在于它的数万台服务器中。它们几乎构成了第二个互联网，其中的数据量非常可观，据Facebook自己估计，仅状态更新的字数，就已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博客的十倍之多。然而任何想要读取这些数据的人只能通过Facebook，公司把这些数据设为专有，屏蔽了Google的爬虫。这是Google的一个巨大盲点，并且，这个盲点还在不断扩大。如果一个最大且增长最快的网站中的数据对Google禁止使用，那么，Google还怎么能够宣称自己的目标是“组织全世界的信息”?
Facebook不仅尝试击穿Google的膝盖，它还开始与Google搜索引擎正面竞争。它在不断改进自己的搜索工具，并且鼓励用户在站内使用Google的宿敌微软的必应搜索。而Facebook搜索不会仅仅局限于自身。因为Facebook好友们会传播站外链接，用户最终可以把Facebook搜索作为通向网络的大门，这就构成了对Google的直接威胁。一件新闻发生后，为何要听取Google News算法的推荐，而不是听从朋友的指引?Facebook企图取Google而代之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Google与Facebook对阵时有个不利的地方：Facebook与人息息相关，而Google关注的是数据。Google一直未能成为互联网社交风潮中的大玩家，尽管它十分渴望这样做，其原因在Facebook董事会成员皮特·泰尔看来，在于Google的深层价值观出了问题。“Google的模型认为，信息和组织来自全世界的信息是最重要的事情。而Facebook的模型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Google的模型认为，组织来自全世界的信息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在Facebook看来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风水轮流转。今日硅谷最酷的公司不是Google，而是Facebook。Facebook与Google，命中注定必有一战。
这场大战必然会发生的一个证据就是，有人企图否认战事的存在。Google的CEO埃里克·施密特驳回了两家公司正起冲突的说法，尽管Google正在努力开展社交和游戏服务。首先，施密特认为，Facebook与Google眼下并没有直接竞争广告市场;其次，Facebook正在带来越来越多的网络用户，这对Google只有好处。施密特说，Facebook用户比其他服务的用户更多使用Google产品，两家不会互斥。
他的话听上去像是对一家傲慢的后起之秀的吹嘘不屑一顾。但在过去几年里，Facebook已经从毛头小子般蝇量级的选手成长为一个合法的挑战者了。就施密特的两点反驳来看，第一，Facebook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用户网搭建整合多个网站的广告网，这将直接冲撞Google的AdSense业务;第二，Facebook与Google之战根本不是产品和服务之战，而是入口之战，互联网正从大众化入口(如门户和搜索引擎)转向个人化入口(如社交网络)。当年，雅虎的信息中枢曾经是互联网用户的第一入口，Google凭借自己强有力的搜索引擎，把互联网的前门硬从雅虎手中拿下，直到今天雅虎都在努力复原。而互联网的下一个前门在哪里?Google的人不会傲慢到迟钝的地步。
施密特自己也承认，互联网正变得“社交化”，对社会网(the social Web)制高点的争夺—甚至对搜索引擎的争夺—都远没有结束。Google与Facebook之战不仅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正在演变成为有关互联网未来的全面战争，涉及网络的结构、设计和用途。施密特有个词用得很准确：Facebook的互联网“算法”的确与Google不同。
在过去10年里，Google的算法统治着互联网—遵循着严格而有效的方程式，对在线活动的每个字节进行语法分析，最后建立起一幅不带感情的世界网络地图。然而，Face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却预见到一个更加个人化、更富人情味的互联网，在那里，由朋友、同事、同伴和家人组成的网络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人们通过彼此披露各自的内心而建立互信和丰富人生，就像在线下一样。扎克伯格把这种情形命名为“社交图谱”(social graph)，用户将通过这样的图谱寻找医生，了解最好的相机，或是雇用员工—这和Google搜索的冷静逻辑相差甚大。这是对人类如何在网络中遨游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Facebook才是互联网的中心，换句话说，今天的那个中心要被无情地替换掉。
Google与Facebook对阵时有个不利的地方：Facebook与人息息相关，而Google关注的是数据。Google一直未能成为互联网社交风潮中的大玩家，尽管它十分渴望这样做，其原因在Facebook董事会成员皮特·泰尔看来，在于Google的深层价值观出了问题。“Google的模型认为，信息和组织来自全世界的信息是最重要的事情。而Facebook的模型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算起来，中国互联网商业化进程已经有十多年了，此间发生了太多的技术飞跃和社会变革，很多跟不上信息通信技术(ICT)步伐的公益机构开始为互联网所困，甚至以互联网为技术手段并基于互联网开展工作的草根公益组织也不例外。他们身处在这样一个看似无中心的漩涡中，如何组织管理和成为引领者成了新的苦恼。据2007年圈内一份“草根网络NGO原生态调查”显示，这些草根网络NGO基本处于五缺状态：缺钱、缺人、缺能力建设机会和管理，同时志愿者流动性很大，难于管理。
比起其他任何技术，互联网都更能够为其使用者赋权。然而，虽然公益组织对互联网的热切期望很高，但有关它的实效的事实却很少。互联网已经或将如何影响一个公益组织的管理和行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发起一场公益信息化的运动。
公益迫切需要信息化，理由很多：
首先，信息是资源，是能够创造财富的财富。信息能力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技能。当把这种技能提供给弱势人群时，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其次，信息化的运用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再次，信息透明是公益的核心竞争力——公信力的基础。
在2009年和2010年的救灾中，信息化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千千万万志愿者的组织和动员，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灾区的需求，是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发布的;甚至空降兵在北川的成功降落，也是一个北川籍的女学生通过网络和前线官兵沟通的结果。
今天，中国的网民人数已经达到4亿，并且是极富公共精神的一群，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网民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NGO。当互联网浪潮冲击中国社会，公益界也无法不经历一场新技术变革。从爱心包裹到格桑花网络筹款，从传播形式到公益创新，我们期待中国公益界的这场信息化大洗礼。
在引领者行列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的远见卓识，社会领域信息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被放到了重要位置加以部署;我们欣喜地看到世界企业巨子如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都纷纷在中国启动了激励社会领域技术创新的计划;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像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样的非营利组织率先投入千万资金推动信息化建设，上至最高层，下到普通员工，全体总动员，热火朝天……
社会领域的这场信息革命不再是悄然发生，而是来势凶猛。信息通信技术和公益使命的融合将带来一场席卷各个角落的生动的变革，而这场变革，一定不仅仅是关注技术层面的进展，而且是深入精神层面的释放。这一重大转变被《社会企业家》杂志正确地总结为从小“i”到大爱——当“i”技术注入“爱”的力量，技术将脱去冰冷的面具;当“爱”事业获得“i”引擎，人类的爱将更有能力。
“i”技术随爱应变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也许只有当小“i”和大“爱”融合的时候，才能生发一个无边界的人人时代，让我们的社会、我们生存的地球和时空变得更加智慧、友善、湿润。
在这个人人时代中，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更容易找到对方。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每个人都可以承担责任，分散的、无中心的、微小甚至柔弱的力量更容易获得关注，哪怕是一封小小的明信片，都能汇成强大的力量，形成一片共鸣和行动。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所说：“请永远不要怀疑，一小拨有思想、不懈追求目标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事实上，改变从来就是这样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