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抢盐防辐射”到“各地将发生地震”，近年来，各种谣言层出不穷。前不久，被多家媒体报道的国家调整年终奖个税征计方法的信息，最终也被证实是一条谣言。有人感叹，谣言如今已无孔不入，造谣都造到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头上。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对1714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83.2%的受访者确认现在社会谣言很多，其中34.4%的人表示“非常多”。

受访者认为谣言最常见的传播渠道是“网络”(85.8%)，其他依次是“生活中的口口相传”(58.6%)、“手机短信”(53.6%)、“电视”(30.2%)、“报刊”(24.3%)等。受访者中，“80后”占45.6%，“70后”占35.1%。

谣言泛滥，73.1%的人归因于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

玩了一段时间微博，北京市某高校研究生郑海(化名)发现，微博上的谣言非常多，有的把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都描述得非常详细，还会配上几张挪用或造假的照片，一般人很难区分真假，让人防不胜防。

郑海坦言，他自己就转发过一些编造得非常“完美”的谣言。他说，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由于非常想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常规渠道中的信息又比较少，他就会守在微博上，等着网友公布事件的最新消息。等待信息时心情迫切，加上网上信息往往数量多、更新快，其间，就不免会受到一些谣言的误导。“网上也有专门的辟谣帖， 但几乎所有辟谣帖的转发、跟帖数量都远远小于谣言帖，可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谣言更具吸引力。”

民意中国网网友王女士也是谣言的受害者之一。她告诉，年初发生“抢盐风波”时，她一听到消息，就马上给亲友打电话让他们买盐。“老百姓很多时候很难作出准确判断，当缺乏权威信息源，谣言又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当然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

调查中，17.9%的受访者承认传播或转发过谣言。56.2%的人表示，在事实真伪还不明确的时候，不会转发消息给朋友，但也有17.0%的人表示会转发，18.9%的人表示不好说。

为什么谣言能广泛传播?调查中，受访者给出的首要原因是“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致使信息不透明”(73.1%)，排在第二位的是“从众心理所致”(58.6%)，排在第三位的是“大多数人对谣言缺乏判断能力”(58.3%)。

其他原因还有：“一些媒体传播不负责任”(56.0%)，“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50.1%)，“有些谣言一定程度上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人们愿意相信并传播”(49.5%)，“一些人缺乏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不具备常识判断能力”(47.8%)等。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是微博上民间网络辟谣组织，“辟谣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他指出，网上谣言之所以如此泛滥，一方面是因为很多造谣者各怀鬼胎，想要浑水摸鱼;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对一些事件的处理，让网民产生了较差的心理感受，使他们更倾向于去相信谣言，给谣言提供了生存空间。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指出，一般来说，谣言往往被看作是虚假信息，但它也是公众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获取信息、形成共识的重要方式。谣言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以及真相的模糊性，也就是说，事件本身越重要，信息公开得越不充分，谣言越可能得到充分传播。

“在新媒体的作用下，谣言的传播也从传统的口口相传模式，演变成了新型的网络传播模式。”胡泳说，网络的匿名性，使谣言来源不确定的特点被进一步加强。此外，当人们从网络或手机短信得知谣言，他们往往会将消息告诉亲友，使谣言在人际网络中以传统方式继续传播，这样一来，谣言的传播方式就更为多样，传播效果也更为明显。

要杜绝谣言，网民在转帖评论时就要有警惕心理

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留言，现在传播得最广的谣言基本都是与收入差距、官员腐败、官民冲突等话题有关。谣言之所以泛滥，是因为它一定程度上符合了部分公众的心理预期。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老百姓不能分辨谣言，而是他们在事实真相不明确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相信谣言。

胡泳说，由于当下很多政府部门都实行重大事故“一票否决制”。 所以一有事故发生，部门第一反应通常是封锁消息，争取消除影响的时间，但这样往往会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它们对包括谣言在内的信息都采取压制态度;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封锁消息，谣言才有了滋生的土壤。对于谣言，如果完全采取封锁和压制的方法，只能是越封锁，谣言越多。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制止谣言?调查中，支持率最高的措施是“谣言止于公开透明，权威部门应及时发布准确信息”(81.6%)。65.9%的人认为“谣言止于智者，人们应该提升判断力，学会甄别”，53.7%的人表示“对于别有用心的造谣者应该坚决打击”。

吴丹红认为，要杜绝谣言，首先，网民在转帖、评论时要有警惕心理，冷静判断帖子内容的可信度后再发表意见、进行传播;其次，有关部门也应实时发布事故的全面、真实信息，以充分的证据和细致的说明来回应质疑，让谣言止于公开透明。

胡泳指出，只要官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不消除，老百姓对谣言的热衷程度就难以降低，所以，制止谣言的关键在于填平老百姓与相关部门间的信息鸿沟。

“政府说什么老百姓就信什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很多人都习惯性地认为，发生事故后有关部门一定会掩盖真相。‘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思考如何制止谣言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思考，在未来如何重建有关部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公信力。”胡泳说。(向楠)

C时代，企业的信息应用模式面临一场重大变革，CIO们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信息利用能力、内部IT的应用模式，在未来十年重构C时代的信息利用模式。

“我觉得我要改变点什么!”广汇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仲强走出三亚喜来登酒店，酒店内“中国优秀CIO十年聚首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刚听完几场演讲的仲强带着一脸兴奋。

“过去我一直在按部就班部署ERP系统、CRM系统，以后可能不会这么做了，”仲强说，“有了Twitter，美国学生现在甚至都不看邮箱了，人们消费IT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管理企业IT资源的CIO是最敏锐的人群，他们的思考和变革将直接触动企业的商业流程乃至商业模式的变革。是什么引发了仲强们的思考?

C时代，什么变了?

“看看最近几年的变化吧，移动互联网、 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云计算、物联网等个人IT消费方式以及企业级新兴IT应用技术不断涌现，就是原因所在。我们将这个时代称之为C时代。”《IT经理世界》杂志社社长黎争在此次聚会中分享了他的观察，这也是本次活动被CIO多次提起的C时代。黎争提醒说，在这个时代，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永远在线，无线互联。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实时互动，分享不分昼夜随时发生，这将是一个信息海啸的时代。

在科学领域，用熵(entropy)表示体系混乱程度，体系越混乱，越无序，熵值越大。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孤立体系，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熵不断增加的过程。C 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熵值最大和熵增速最大的时期，这个大的封闭系统有很多自成体系的子系统，谁能够使自己的子系统里参与碰撞的微观个体越多，碰撞的频率和信息的交互越复杂，那么谁的子系统里熵值就越大，熵的增速也越大，相应的，可转换的商业价值就越大——这就是C 时代的“高熵效应”，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商业规则。Facebook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世界上目前一个公司所能搭建的最大熵值的子系统，也是碰撞和交互最频繁最复杂的子系统，也是世界上熵增加速度最快的子系统。

某些敏感的传统企业正在通过云计算走向商业模式、商业流程的创新变革，九州通打造了行业的云平台，让上下游都可以共享来自这个平台的信息服务。九州通CIO田超波瞄准的则是他的美国同行榜样——通过对供应链上的信息的快速处理获取利润，通过大规模的走量处理获取收益。

“传统企业在C时代将面临从供应链到生态圈的变化。”黎争指出。在原有的商业运作模式里，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供应商—企业—渠道商—零售商—消 费者之间流转。在C时代，企业的生态环境将会急剧变化，从供应商到企业这一链条仍以B2B的模式存在，不过传统企业将服务和产品输送到消费者的链条大大缩短，企业通过社区平台、B2C平台、综合平台等多种方式直接与消费者发生互动，在这里与消费者发生的“高熵效应”进行得越充分，企业越能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为了搭建这一新型的生态圈，企业需要让生态圈里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快速流动起来，形成一个运作良好的商业生态圈。本质上，在C时代中，消费者使用信息的方式的改变、企业运作流程的改变等等，企业亟需重构信息的利用模式、重构企业信息化的建设模式。

不过，重构并不容易。在C时代，所有的企业都将逐渐走出原有的封闭系统，走向社会性企业。“为了迎合这一趋势，公司需要逐步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认为，“并且要随着社会的运行速度，将自己变得更加敏捷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

不过，他同时指出，旧有的等级制结构无法迅速处理信息，因为现在每日每时都需要做出商业决策。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公司必须从下到上，将原有的等级制让位于自组织。这意味着，控制和决策不再单纯来自于上层，个体的团队必须被赋权实践。自组织不等于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也不等于完全缺乏计划。而是需要设定全球目标，激发当地行动力。每个团队都须同时具有工具、动机和授权以成为最好的团队。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企业需要为各个团队提供各种平台、工具、新型的技术，以处理来自各个环节上的信息。

鉴于以上分析，企业对信息的应用模式即将面临一场重大变革。企业的管理者亟需重新审视原有的信息利用能力、内部IT的应用模式，以重构C时代之下的信息利用模式。

十年嬗变，走向何方?

在C时代之前，我们需要观察过去的十年，企业对信息利用的程度如何，过去的十年给未来十年的会留下什么问题?是否需要做补救工作?

在对数位CIO进行访谈后，我们可以勾勒出了一个基本的轮廓。1998年前后是一个初级阶段，企业对信息的利用首先是通过上线各种系统，做的是对财务信息、企业内部进销存的信息、企业内部办公的信息的管理，初步实现企业基本流程上的信息的管理。2003年是一个扩展应用的阶段，企业逐步将信息的收集利用扩展到企业上下游供应链，并注重搜集来自终端的客户资料，开始对各种信息进行数据的挖掘利用。2007年开始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冲击，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SaaS等商业模式和技术的发展，企业开始将信息的采集和利用扩展到外部，并进一步深化对企业产业链内信息的挖掘利用程度。

就整个行业而言，金融、电信等行业发展最好，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对信息的利用则较为薄弱些。不同的行业应用的程度参差不齐。可初步判断，在C时代中，那些基础较好、反应最快的企业将首先抢占先机。

不过，有人认为，情况当然也没有那么糟糕。“基础薄弱的企业也能迅速跟上C时代的变化。”盛大的CIO米丹宁说，原因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基础软件的成熟度已经很高，企业的管理者可以充分利用外部的开放资源，建设企业信息化的基础信息化。“事实上，复杂的是，如何应用新的技术与业务模式紧密结合， 创造新的应用信息的模式。”他说。在本质上，原有的信息利用的程度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未来，谁能首先捕捉到这一时代的商业逻辑，谁就能在这个时代中抢占先机。

在下一个十年，企业将面临C时代带来全新的业务模式的变化：提供信息的人群扩大化(消费者、竞争对手、内部员工、内部管理者)、信息的来源方式多样化(手机、互联网;微博、人人网、论坛、新闻、第三方机构等等)、信息表现模式的多样性(除了文字，大量图片信息、网络新名词不断出现)，为此，企业的IT部门的职能、企业IT的应用模式、信息的处理方式也应随之进行调整。

在未来企业里，企业亟需变革信息部门，它不应该仅仅是内部信息部门，而将成为一个跨界的部门，既要关注内部需要，也要捕捉外部的各种信息。“过去，信息部门的角色是：为组织机构提供安全、可靠、有扩展性技术方案;提供综合的、良好设计的全套技术服务;保证系统运行质量;将信息体系的功能与组织经营结果保持一致。”美国道纳斯格罗夫市政府CIO吴量福说，他认为，未来信息部门的职能需要逐步扩展：帮助企业从IT中寻找新产品的开发，保持竞争优势; 建立组织机构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信息部门由“信息部”转变为“经营技术部”;信息部门逐渐成为改革更新的动力源。

只有意识到并同时进行以上的变革后，信息部门才可能对企业技术资源应用的模式做出变革。C时代的来临，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业务部门、公司高层等公司人群已经习惯于互联网上提供优质的个人软件的应用。所以，未来企业很难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建设IT系统，将这些系统强推给企业高层、业务部门、消费者。在面向消费者的C时代，企业的信息部门要按照消费者、内部客户的需要，推进每一个IT项目的实施、以构建友好易用的业务流程。这些流程背后的信息系统也要更为灵活，可以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

为此，企业下一步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企业需要在线上线下，构建一个完整的贯穿上下游的供应链信息，以应对消费者的快速变化、推出新的产品、改进服务的流程、推出不同的营销活动、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以打造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在快消品行业以及服务性的行业里，这一必要性尤其明显，而在资源型的行业，这趋势可能会慢一点才会完全展现。

除此之外，企业关注的信息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在C时代，互联网上的消费者信息的表现模式逐渐呈现多样性，大量的信息在互联网上产生。如何对这些包含图片、新奇的网络语言、表情等等信息进行分析，是企业需要关注的领域。如果可以深入挖掘微博的信息，就可以将微博与企业的产品开发结合起来，企业将变得更人性化更灵活。

过去企业对消费者信息的采集主要以文字为主，并且遵循着传统的数据录入的方式，但是现在这一方法已经行不通了。企业需要顺应C时代的变化，加大对各种信息的处理能力，24小时快速处理对来自各个渠道上的信息的采集速度、同时提高对信息的分析处理反馈的能力。目前不少公司开始基于这些平台，提供深入的数据分析的服务，这些服务基本上以SaaS的模式提供，企业需要关注到这一趋势，对新兴的信息服务商的服务加以利用。

企业的管理者也该看到，C时代的到来，更多的部门、更多的员工深入参与到对线上信息的快速处理中来，企业亟需对这些部门的员工在各种社交网络上的言论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以塑造一个统一的企业形象。

未来，对信息充分的利用的结果是什么?

可以预见，对互联网上各个渠道的信息的充分利用，将会使企业在互联网上开辟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备受内外部客户欢迎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必定在未来十年的商业竞争中，最终胜出。

应用趋势，捕捉什么?

影响未来十年企业的商业发展的技术是什么?

鉴于C时代的信息特征，云计算、物联网将成为主要的驱动力。其次，移动互联网的企业级应用、社交网络上的商业智能(BI)、可视化技术等也将成为应用热点。未来谁能在考虑消费者的需求的前提下，将技术与业务应用紧密结合，谁就能真正赢得市场的青睐。

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副总裁姜海东认为，由于用户遍及全世界各地，京东商城可谓是实践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典型企业。

过去两年，每天处理2万订单是京东商城的极限，现在它需要每天处理40万订单。京东商城通过数据分析判断出单的商品，并通过数据分析，提高对每一个环节的处理能力。同时，京东商城对SEO、SEM邮件营销和广告电子商务整个营销体系进行技术分析，以保证良好的使用效果。同时，京东商城开始在可视化配送上进行尝试，客户可以看到从下单到送达的每一个环节，电子商务的商务流和信息流真正结合在一起。

基于对整个供应链上的信息流、物流的把控，京东商城的库存周转天数在12.6天，远远低于传统零售行业的周转周期，在这种模式下，京东商城可以保持较低的运作成本，并且可以快速响应消费者的需求。

某些敏感的传统企业通过云计算走向商业模式、商业流程的创新变革，网游、医药、钢铁、教育行业开始出现面向用户的应用方式。盛大将原有的办公系统、知识管理整合到云里，让每一个用户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获取或者创造服务。在医药行业，国药控股和九州通都在致力于打造行业里的云平台，让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医院都可以共享来自这个平台的信息服务，基于数据的沉淀，过去单纯的医药物流配送商将会转向新型的信息服务商，在美国，它的同行通过对供应链上的信息的快速处理获取利润，通过大规模的走量处理获取收益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钢铁行业，无论是钢铁制造商、还是钢铁贸易商都在抢占行业云的先机。沙钢期望通过构建一个基于全行业的信息交换的云平台，将自己变为一个行业里的信息服务商。而各地的钢铁贸易商也在致力于搭建这样的平台。

看看教育行业，一些高校比如中山大学开始构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和高校内部资源相结合的信息服务。通过对注册用户的信息的分析，它提供基于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学生不同的信息服务。

可以看到，真正强大的企业是一个开放的企业，它向内部员工、上下游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提供新型的信息服务。这样的开放，最彻底的当属互联网企业，淘宝通过开放平台，吸引更多的开发者为它的买家和卖家提供服务。接下来，凡客、麦考林也将逐步计划走向开放的平台，这一趋势也暗合了一点，在C时 代，谁能通过技术构建自己的子系统，使自己的系统产生“高熵效应”，谁就能获取最大的利益。

与此同时，新兴的技术也是商业的驱动因素。比如对企业级的移动互联网的应用，苏宁通过移动互联网，让每一个配送员都可以搜索离自己最近的配送的客户、找寻最优的到达路径。比如社交网络上的商业智能的应用，某些电子商务公司、房产中介、公关公司等开始尝试使用新兴微博营销商的服务，挖掘在新浪微博上的信息。可视化的技术也是应用热点之一，手机的大规模应用，使得这一应用成为可能，企业开始寻找通过手机拍照、视频等方式获取来自终端的信息。在燕京啤酒、鲁花等企业这一应用正在零售终端大规模使用。

鉴于未来的十年，商业技术的发展还在急剧演变，未来仍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类似于微博这样的应用是否明年后年就出现很有可能。为此，未来谁将胜出，将首先取决于：对新兴商业的把握、判断是否有足够前瞻性;以及对信息充分利用、分析能力是否足够强;提供的服务是否足够好。这样的企业才最终在市场上胜出。

挑战何在，如何破解?

看上去很美好的十年，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十年。

与过去十年遇到的问题一样，新技术新措施的效果可能会因此大打折扣：业务与公司战略融合不足、原有的IT流程不够标准化等等老问题都是阻碍的因素。

就这一层面上的问题而言，首先IT资源的管理者——CIO亟待转型，CIO将不仅仅是IT部门的负责人，他需要上升到战略层面思考问题，并对企业利用信息的方式、技术手段、产生的风险等等进行综合评估。CIO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企业IT治理程度，并将根据商业环境的变化随之做出调整，以解决上述老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CIO会出现分化。“这首先取决于CIO自己，CIO如果很活跃，他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变化趋势。”米丹宁说。他认为，与互联网公司不同，传统企业里的CIO需要具备更多的预见性，并将新应用、新技术、新趋势的发展传递给企业。

除了老问题，未来更变幻莫测的商业环境也是挑战之一。“未来十年是企业的商业环境急剧变化是十年，比如医药行业在进行洗牌中，在这一行业里的业务将逐步走向集中，在这一行业里，最终生存下来的是少数几家大企业”。九州通信息技术总部部长田超波说，如何在残酷的商业环境中，找到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技术应用模式，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

而某传统女鞋企业的CIO表示，传统企业要完全融合C时代的发展，充分利用新兴的技术，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还有一个过程。这家公司目前正在开始在自己的官网上进行电子商务的业务。这也是大多数传统企业目前的状态，开始接触互联网开始探索电子商务，对于信息的利用、并且优化原有的商业模式还需要一个过程。

“其实CIO要提高商业领悟能力并不难，CIO的背景让他本身具备系统看问题的能力，只要多看多想多观察，就可以逐步具备商业能力。”顺利从 CIO转型的江苏省名味清坊特产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甲佳说。在某种意义上，CIO需要提升自己对全球商业的关注，并且通过持续关注，发现商机或者危机，并通过信息技术给业务部门更多参考意见。

“过去的十年是厂商驱动IT、技术驱动应用的十年，未来将是消费者驱动的十年，本质上未来十年也是业务驱动的十年。”仲强说，如何根据业务的需求，进行灵活的信息技术的布局，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把握、捕捉C时代的变化，并进行相应的变革，是这一时代CIO面临的共同问题。

未来的挑战，没有统一的破解方法，不过，C时代已经在引发企业管理者、CIO的思考，这已经是很好的开始。

最近，两个相隔万里之遥的中美官员如果能碰面的话，一定能产生共鸣和惺惺相惜的感觉。一个是美国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安东尼·维纳通过 twitter误发了一张不雅照片，而且这次误发大发了，搞得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美国议员下半身的想法;一个是中国江苏溧阳市卫生局长谢志强因为不明白微博的公众性，误以为是像QQ、MSN、邮件那样的私密互联网新玩意，而与自己的情人在微博上调情并相约开房，结果让全中国的老百姓围观了局长的调情艺术与才能。两厢比较下来，美国不愧为社交网站的起源地，议员是知道 twitter的公众性的，只是公务繁忙手指也忙，总有出错的时候，只是这个错误在社交网络时代无法弥补与删除;而我们的领导可能是公务更繁忙，对一个时髦玩意根本没有时间去了解就用上了，以至于犯了无知的低级“错误”。

事实上，在这个人人都是信息的产生者与传播者的时代，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事件未来不会再发生。

在本刊刚刚结束的“中国优秀CIO十年聚首大型峰会”上，来自北京大学的胡泳副教授做了“为什么企业要走向社会性”的发言，其核心观点是：Web 2.0时代social是一个核心的特质，博客、播客、RSS、维基、SNS和Twitter，所有这些被冠以“社会性软件”的东西首先是个人软件，是个人网络化的工具。社会性软件的核心内涵在于：互联网应用模式开始从传统的人机对话逐渐转变为“人与人对话”。

笔者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社会性软件的普遍使用，使天生就具有社会性特征的人具有更广泛、更紧密、更实时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特征在人类发展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无论是美国议员还是微博开房局长还是我们每一个使用社会性软件的人，我们都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个人公众化与开放化既丰富了我们与这个社会的连接与互动，也能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但也无限缩小了个人的隐私空间，个人变得越来越透明。

社会性软件使社会关系的组织和连接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胡泳认为社会关系从“硬框架”变成了“软组织”、“湿关系链”。人们很容易在他们的网站上创建与自己喜欢的另一个网站的链接，给歌曲打分或通过在线产品评论炫耀自己的知识，也很容易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他人。没有“湿关系链”，我们也没有机会知道美国议员下半身的想法和局长的调情才能。源于用户贡献的网络效应，是在Web 2.0时代统治市场的关键，获取一个巨大而分散的群体的自由和随时随地的参与，已经从不可能之举变为轻易之事，这也是“为什么企业要走向社会性”的关键原因。

如果说社会性软件构建了虚拟世界里人与人的新型关系与生态圈，并影响着人们在现实世界里的生活与选择，我们的企业必须要面向这种“新的社会性”构建自己新的“社会性生态圈”，赢得新的“湿关系链”，从而赢得市场与先机，这也是C时代的基本商业规则。

腾讯科技讯(娄池)6月23日消息，“中国优秀CIO十年聚首大型峰会”活动日前在三亚举行，此次峰会荟萃过去十年中国最顶级的优秀CIO人群，他们覆盖各行各业的 CIO，同时聚合政府官员、知名学者、知名企业等相关人士。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在现场表示，互联网最新发展趋势是每家公司都在努力成为开放平台，所有的企业都要致力于一个事情，就是如何打造敏捷型的企业。

以下为胡泳现场发言实录：

我这个演讲位置比较尴尬，因为前边都是两位企业的老总讲很具体的问题，我不是企业界我是学界的，我讲的问题比较宏观。我们知道《IT经理世界》提出一个概念叫做“C时代”，C时代当然指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联系，都在彼此连接。最近腾讯出了本号称研究未来时代的人类的怕和爱的这样一本杂志叫做《腾云》，这个是 2011年6月马化腾(微博)在创刊号里面写的这样一段话：

“我们身处的这个网络时代，关系链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年多以来，微博诞生、团购网站、Facebook成为新的瞩目焦点……一切的一切，正在向我们昭示，‘自媒体’时代正在到来，在传统产业经济时代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组织型态，正变得越来越不敷重用，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关系模式。答案的寻找过程中，不妨阅读一下《未来是湿的》，看看社会关系型态如何从‘硬框架’变成‘软组织’，也就是‘湿关系链’，或许能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

马化腾推荐一本书《未来是湿的》，我很荣幸，因为这本书是我翻译的，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我们看到它非常有意思，从社会讲起，人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这个里面可以从不同学科分析一下，为什么人需要顽强地彼此联系。作为政治学角度来讲，人是政治动物，个体在与其他人集体协商基础上才能建立共同治理制度，民主完全是人类的一种发明;第二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也存在彼此依赖关系，这样一个真理在很早就被发现，就是财富的生产、市场交往关系的产生，都不是个人进行孤立选择的结果，也不可能是这样一种结果，所以经济学上人类的彼此合作有雄厚的基础;最后我们回到人类的一种生物属性上，每个人生命历程当中都有一个特别依赖他人的时期。大家如果看到马生小马，小马生出来后用不了几分钟就可以下地奔跑，作为人如果没有三年父母辛苦的养育，人不可能正常长大，到了老年又要接受子女照顾，有的时候我们是照顾者有的时候变成被照顾者，因此我们与他人自然处于相互依赖过程当中。最后，我们对环境富有责任，与自然也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

所有这些讲的一个道理就是，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一个意外，而是向来就是如此。这个跟今天讲的主题有关系，我叫做社会性企业的崛 起，它的基本前提就是，群体活动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具有中心位置，因此任何的群体作用方式的改变，都会对我们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我们现在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企业当中使用社会性技术。

最近一两年就是SOCIAL这个词大家随处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使用的最时髦的东西都和它有关系，可以统一叫做“社会性软件”。社会性软件首先是个人软件，是个人网络化的工具。这种软件的核心内容是，把互联网模式传统的人机对话，逐渐转变为人与人对话。我们简单对社会性软件做一个概括，社会性软件首先意味着容易使用的一些基本的在线技术工具和服务，一个重要特点是使用开放标准，能够通过网络效应，造成我们人类对于社交性的一种渴求，这样一种需求可以被极大满足，但是同时不会取代人类日常的交流，而是会放大人类日常交流，最后我们说会导向一种所谓的网络化的个人主义。

社会性软件首先可能代表一种集体智慧，WEB 2.0提出者蒂姆·欧内利给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如果你使用一种服务，就是每次使用的次数越多、用户越多，这一服务会自己产生智能，它会对你服务得越好，它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这个就是WED 2.0。这个实质是利用集体智慧，所以欧内利把这个转折给了一个很高的总结，他说WEB 2.0不仅代表计算机的转折点也代表整个世界的转折点。我们可以深一步讲，不仅利用集体智慧，也利用集体资源，每个客户端同时是一个服务器，每个节点同时也是一个中心。

对于这样一种总结可以从很多层面来分析，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历史。在1984年的时候有一家太阳微系统公司，当时他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口号“网络就是计算机”，这个口号非常超前，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叫做“网络就是计算机”，所以曾经一个笑话就是，在大型机时代，IBM当年的掌门人小沃森有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预测——世界上只需要五台计算机，后来所有人嘲笑沃森的这个预见惊人的愚蠢。我们今天说沃森的确说错了，但是他说错了方向，是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这个世界不需要五台计算机我们只需要一台，这个就是太阳微公司口号的核心所在，网络本身就是计算机，沃森的错误在于把计算机数量扩大了四倍。

这是从公司的战略定位来讲，互联网作为一种平台。从用户的定位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于，用户怎么样自己控制自己的数据，数据库管理其实是WEB 2.0公司核心竞争力。应该设法控制独特的、难以再造的数据源，因此我们说当数据变得如此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最终会发生一个运 动，可以叫做自由数据的运 动，就像专有软件增长导致自由软件运 动一样。跟这些相关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则：比如说软件作为服务，比如说长尾——如何到达边缘而不仅仅是中心，比如说病毒式营销，比如说参与架构，比如说运营必须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比如说必须把用户当做开发者来信任，由于时间关系不一一展开。以上我所讲的东西总结一下，就是WEB 2.0意味着网络是一个平台，用户对于内容享有权力;这个关键经验在于，用户增加价值。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户万户微博开，谁也无法忽视微博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的舆论生态。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一直是中国微博成长的亲历者、观察者、批评者，他针对政府微博提出的三原则被人无数次引用，对官员微博热也有独到的看法。面对潮水势不可挡的微博扩散，胡泳副教授冷静地表示不宜过于高估微博对中国社会的推动力。

《检察风云》：您最开始关注广东省公安微博群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请谈谈如何理解这个三原则。

胡泳：原则之一是，直面评论。

网络从来都是“众言堂”而不是一言堂。Web 2.0 年代，评论是网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Web 1.0年代，网易就因为坚持“无评论不新闻”，而开启了网络新闻的新天地;今天，在每个人都有一部麦克风的情况下，新浪微博顺势而为，在类Twitter服务中增添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评论功能，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所有的Web 2.0网站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用户阅读并发表评论，而敢于在微博上亮相的广东公安，如果企图限制、删除或者关闭博友的评论，不仅将无法达致预期的沟通效果，而且会给自己的形象带来极大损害。因为视网民的评论如猛虎，容易让人产生对公安微博真诚交流的意愿的怀疑，也倾向于给人造成政府总是害怕民众说真话的刻板印象，诚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网上，无聊的漫骂和攻击一定难以避免，但可以相信，绝大多数网民是会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负责的。既然上网就是为了倾听民意，政府微博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原则之二是，请讲人话。

微博作为新时代的交流工具，自然而人性的交谈是其常态。所有的微博用户都需要用人的声音发出诚实的谈话，而这种声音可以穿越那种被过滤的、经包装的组织腔调。网友们久经历练，对于官腔官调一听便会拒于千里之外，而对人的声音则会趋之若鹜。如果说原则之一涉及的是心态，原则之二强调的则是语态。从语态上来说，中国是个官话大国，有关部门，因为长期说假话，真话说出来也像假话;因为长期说鬼话，早已不会说人话;常常看起来是自己在讲话，其实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凡此等等，造成官与民话语系统的隔离，连彼此交流都无法进行。政府微博既然鼓足了勇气和网民对话，就要做到用人声说话。有关报道说，广东省公安厅正在训练微博值班民警 “说话有街坊味”，而这所谓的“街坊味”，就相当于和别人面对面交流，这对打惯了官腔的官员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然而，在犯下错误、公众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政府若还能够保持大胆、坦率和诚实的交谈，是个更大的考验。当官方人士口操冷淡、枯燥而又傲慢的官话甚至是谎言时，实际上是在政府和网民之间高筑厚墙，将网民拦在墙外。如果政府无视网上交流方式，不懂网络语言，将会丧失改善官民关系的重大机遇。

原则之三是，结果为上。

我曾注意到，“平安肇庆”微博上对自己的介绍是“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网络问政平台”，既然说到“问政”，我们就要来问一下：是否可以问出结果?如果不能出结果，网络极有可能会沦为官员走秀的“T型台”。很多人一说到问政，以为官员倾听民声就足够了，所以过去网络问政主要集中在“听证”阶段，如网络邮箱、网上信访、网络举报等，而且极易产生人走政息现象——网络问政难以超越党政领导的个人活动，形成有专人、行专责的制度安排。其实，既然政府是纳税人的政府，政府了解社情民意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政府利用网络获取民意是不应该褒奖的，只有真正解决了实际的问题，才应该得到褒奖。

《检察风云》：您如何看待当下流行的官员微博热?

胡泳：对于官员使用网络，必须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必须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求策”。实际上，这样看待“网络问政”的人尚属少数，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把它看作一种获取信息的新渠道，和实施社会监督的新手段。例如，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人民日报》曾就“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的问题，采访了97名人大代表，他们表示他们使用网络的重要原因有两条，一是“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二是“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互动”。而《人民日报》则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开通了一个24小时的民意通道”。

问题在于，民意的搜集，官民的沟通，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毕竟，收集网络民意与展开网络监督并不等于民主制度。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微博只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解决微博中提到的问题，“功夫在诗外”，更多的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路径推动民主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微博问政，真正的微博能推动政治文明进程。

《检察风云》：在您看来，微博究竟在中国的舆论生态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胡泳：我认为微博在中国是第一个跨越阶层和地域的公共领域。在微博上你会看到任何一个小地方的事情都可能在瞬间传遍中国，然后造成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的回应。所以它是跨地域的。另外，虽然我们说微博上有所谓的“粉丝”这种说法，但其实从发表的门槛上来讲，它是很低而且说是平等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任何人只要你想发言，都可以到微博上注册。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跨越阶层的工具。那么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因为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然后瞬间反应的，并且跨越阶层的这样一种工具。

《检察风云》：您认为，微博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胡泳：在我看来，对微博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作用，既不能估计得过低也不能估计得过高。因为当人们当初没有这样一种发声的渠道，或者是原来的无言者，现在可以变得有声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它释放出的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的确能推动中国社会在很多地方的改善。另一方面，单纯靠微博来改善中国社会这种基本的层面，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整个社会的改变依赖于我们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之上能够形成共识;在共识之上能够形成决策，最后能够有很多制度上的变迁。那我觉得微博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换句话讲，就是它激发我们的讨论，那么这个讨论现在能不能形成共识，能不能进一步达成决策我觉得都有赖于以后的观察。

《检察风云》：就您看来，微博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对于公民精神的培育有着怎样的意义?

胡泳：当下的中国，如果我们有一些公民的行动，或者用更大的词，我们有一些社会运动，那我觉得，它的功能或者效果不是revolutionary，就是它不是革命性的，但是，它可能是transformative(渐变的)。等于说，它会推动中国社会缓慢地沿着一个长线的道路前进，比如让所有的中国人享有更多的尊严，能够在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下生活。所以，可能很多人期待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一夜之间的变化。鲁迅很早就说得很清楚，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其实，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很快的变化，都是一种缓慢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微博政治或者围观政治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会锻炼我们的精神。我以前经常引用朱学勤老师的话，他说“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就是不要期待很容易就将军了，但是要日复一日的拱卒，这种精神恰好是很多中国人比较欠缺的东西。大家习惯于速成，习惯于走捷径。西方有一个谚语说，捷径其实是最远的道路。那就是说，我们特别欠缺的就是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一种韧性的战斗。我觉得，凡是期待迅速变化的人都会失望，但是，这一次一次的过程，其实在告诉我们，在中国人当中培养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最终能够改变现在很多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现象。

《检察风云》：在微博大受好评之后，也有人称微博已经从传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台沦落成“公共厕所”，是许多垃圾信息、八卦、恶搞甚至谣言的集散地。这是微博的错吗?

胡泳：《环球时报》英文版2月22日的一篇评论曾直接宣布，要“保护中国人的美德不受微博侵害”，文章以日本女优苍井空在微博走红为例，称“年轻人很容易被毁坏性的外国概念和态度煽动和困扰”。它甚至主张：“如果中国的网民不能够用微博从事更多的高尚活动，那么也许政府的介入就是时候了，应该对其加以控制、限制甚至禁止。

就对微博的批评而言，最终，微博如果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是否有勇气承认，大的环境在发生严重缺损，需要多方救治，而不是把互联网当做现成的替罪羊。还可以指出的是，与那些提出批评的报纸相比，微博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而报纸却没有。从抢购食盐一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微博上的“盐段子”是造谣的多，还是辟谣的多?是讽刺抢盐的多，还是鼓励抢盐的多?

社会化媒体并不新鲜。我们回到了人类最习以为常的一种传播方式——口口相传。人的交流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大众传媒已经“统治”人们的信息获取和认知活动几百年，而今的社会化媒体是利用Web 2.0的技术实现了“回归”。

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彻底的回归，不是回到典型的口口相传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极其受限于地域(可能就是在一个村子里)的时代，而现在我们极大地突破了地域限制。但是，社会化媒体和古代的口口相传在内核却是一致的——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无论是通过SNS，还是微博，更多不再是来自传统的大众媒体(譬如报纸、电视、广播等)，而是来自你的朋友，你的熟人，因此，相对于大众传播而言，这是一个“退步”。毫无疑问，大众传播对于知识的传播和民智的提高，具有不可磨灭的显著意义;但是，相对大众传媒缺乏互动性，社会化媒体又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和兴起是进中有退、退中有进。

有些人认为，互联网应该是纯洁无瑕的，但是，互联网怎么可能是纯净的呢?现实生活就是不纯净的——不对等的交往、非理性等等，因此，当然也不能要求我们的虚拟世界是纯净的。这是我反对有些人用“网络暴民”这个词的原因。的确有些人在现实中温良恭俭让，在网络世界里，却一改“儒雅”，对人以语言暴力相向。社会化媒体，为现实中隐忍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泄的管道，释放其情感和压力。但是，这不是社会化媒体独有的，而是媒体的一个共同属性。在蛮荒时代的小村子里，难道就没有流言蜚语了吗?它是可恨的，却不是“媒体”可以消灭的。如果认为社会化媒体强化了“暴民”心态，无疑是一种误解。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提出建立乌托邦的努力，企图建设纯洁社会的努力都会带给人类更大的伤害。

在口口相传时代，总会有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譬如理发店、茶馆的老板，——南来北往的人，三教九流的人，都在此歇息。他们就是当时的意见领袖。在大众传媒时代，总编辑、知名的记者、制片人等等，就成了意见领袖，因为大众传媒是广播式的信息传递，是从一个中央点向四周扩散的。他们负责挑选信息，过滤信息，是信息的“守门人”。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这些传统的意见领袖的地位在逐渐下降，不过过程是逐渐演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新的意见领袖会在新的人群中产生，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譬如他离事故现场最近，在一个信息传递如此快速迅捷的时代，他就可以立即成为意见领袖，但是，一旦该事件过去，他的意见领袖地位或又恢复常态。因此，尽管网络社会是平等的、民主的，但仍然会出现许多强的信息节点，有的信息节点是“流星”，而有的是“恒星”。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阐释了“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他观察到，电视作为一个媒介，快速移动的图像削弱了人们的思考能力，强化了娱乐精神。在我看来，在社会化媒体早期，娱乐一定会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不应脱离人的生活本身和人性来分析之，如果你的生活中娱乐本身就占据了强大的影响力和位置，那么社会化媒体也将是娱乐的一个渠道。反之，我们也观察到，不少的意见领袖，在严肃地评论各种社会热点问题。

有的人发现社会化媒体如此“乱哄哄”，如此多的暴力丑学，如此多的非理性、情绪化，就主张对其进行管理和整治，要还社会化媒体以纯净。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状态是民智开启前的一种“混乱”，而不是一种不可收拾的混乱。在我们的教育和思想辨争的历史上，很少人讨论譬如公正、正义这样一些基础的概念，这样一些普世价值，因此，社会化媒体表现出有利于公共话题的形成和理性思考。只有言论自由被保障和实现，只有社会化媒体继续保持开放而非管制的状态，信息和观点的竞争才会“优胜劣汰”，否则，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

的确，会有一些谣言出现，但是因某些谣言就“拷问”微博的伦理底线，欲以权而管制之，就会极大地背离社会化媒体的价值主张。相反，谣言会在信息的竞争中不断被揭穿，而最终凸显真相。社会化媒体让更多的相关信息，尤其是真实的信息被“拼贴”起来，让具有思考力的民众，具有科学精神的民众，逐渐发现问题所在，为公共事务的进步做出贡献和努力。

由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就像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资本主义时代，机器运作取代了手工作业，任何技术逻辑的飞跃都会演变为社会逻辑的进步。互联网革命亦如是，中国的第一家网吧诞生在1996年，它有50台联网的电脑，每小时收费30元，其时中国网民的数量不足2万。2011年，中国有网民4.85亿，网站191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生活方式，也是人性展示场。

4.85亿网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官员、意见领袖、草根民众，这个族群的社会身份各有落差，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丰富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网络问政、恶搞精神、人肉搜索等各种气质迥异的互联网作品横空出世。网络其实只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流窜通道，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浮世绘。线上的中国风貌就是线下的中国实景，大喜和大悲同在，有举国欢腾的盛会奥运，也有彷徨无助的弱女邓玉娇。

互联网是技术至上的产物，在发展中却渗入了更多人性的特质。网络走到今天，网民已经不再是受众，而是主体，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情绪出口里参与这个国家的大喜和大悲，为邓玉娇呐喊，为“7·23”遇难者追问，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少数派意见也不至湮灭。网民既是网络内容的创造者，也是现实社会的监督者，在破坏和创造的历练中，网民成长为网络公民，网民的声音即是民意的投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苏特在离职时留下名言：“和谐的国家生活，来自多股力量的相互抗衡和争论。”看起来互联网正在实现这一点，它独有的平等属性和互通的特质让人们学会了在争议中寻找社会共识。

互联网提供巨大的信息空间和宽广的言论平台，它的触角也不限于此，门户网站拓展了新闻空间，社交网站拓展了沟通空间，B2C和C2C网站拓展了商业空间，搜索引擎拓展了知识空间，简而言之，它们拓展了中国人的选择空间。但这种选择未必是无限的，2011年中国的网站数量191万个，比上一年的 383万个减少了将近一半。这种现状暗合了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在《沸腾十五年》中所说的“中国互联网必须接受中国式的监管”，但你不必担心互联网带来的新新气象和变革步伐会有所放缓，林军还说过“互联网是中国改革的下半场”，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解读：互联网是人类最美好的发明，而它带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文/胡尧熙)

胡泳：互联网打破垄断

互联网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著作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作有《数字化生存》、《比特之城》等，生于1965年

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有三：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体长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被视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中介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Web 2.0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而这在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在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作用初显。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

尽管有以上的进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障碍因素。这些可以归结为三点：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网络控制体系并执行严厉的网络监控政策;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仍然较低;中国社会仍然缺乏良好的公民文化。这些障碍使得互联网不可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相反，非正式团体和个人利用互联网创建自主社区、促进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最大和最积极的政治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

方兴东：互联网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互联网学者，著有《IT史记》、《起来——挑战微软霸权》等，生于1969年

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催化剂。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就是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一个是信息透明，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引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另一个是带来了全新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方式。比起房地产和股市，互联网领域并不是中国财富最聚集的地方。但是，互联网领域是中国财富最阳光、最干净的地方。截至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总和达到2500 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阳光财富创造地。这万亿财富，大致三分天下：大约有1/3的财富由国内外风险投资获得，尤其是国外风险投资，他们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得到了巨额的财富回报。还有1/3主要是国内外购买中国互联网公司股票的股民们，随着中国互联网股价的上涨，他们也分享了互联网的盛宴。还有1/3，主要是由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和管理团队分享。这万亿财富，正在全面推动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更为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浪潮，这笔财富堪称是中国最有社会价值的投入与产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公共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必争之地。与十年前相比，政府管制和互联网治理的力度空前加强。国家政策思路从“先发展再管理”转变为更为保守的“先管理再发展”的思路。各部委之间的互联网管理协调和互动成为全新的挑战，政府部门的政策极大影响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和成长空间。针对中国互联网本身的管理制度还没有突破，这是最大的遗憾。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也成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10年前，互联网影响的只是人们的梦想和想象。而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都与互联网直接相关。这主要由四大倒置所造成：小孩比家长更懂互联网;学生比老师更懂互联网;员工比老板更懂互联网;群众比官员更懂互联网。这种倒置总体来说是好事，矛盾的积累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包括我们互联网管理制度的突破。

十多年来，中国网民从0提升到5亿;从三大门户赶着泡沫破灭的末班车上市，到50多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阵营;领军的网站市场价值从当年的10亿美元级别提升到600多亿美元;一批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从无钱、无权、无势到今天的一个个首富……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巨大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这些惊人的数字上。最根本的是，中国互联网将数亿的中国人带入了网络时代，将中国从一个半工业半农业社会带入信息社会。互联网普及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带到中国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1997年，乔布斯亲手创立的苹果公司到了悬崖边缘。是时，乔布斯已离开公司12年。这位被董事会无情驱逐的创始人，在离去时曾经把自己的股票卖得只剩一股——苹果公司的好运似乎也随着被抛售了。然而，在1997年，苹果购买了乔布斯创立的新公司NeXT，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杀了回马枪的乔布斯，以一个著名的广告亮相，这个广告的主题叫做：Think different。在很多方面，这个新广告标志着苹果作为一个技术巨头重新崛起的开始。在广告之前的很多年，苹果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忠实的用户成群背叛;并且，由于“牛顿”项目的失败，苹果损失了大量投资，士气低落。乔布斯通过“Think different”的广告片，让苹果重归早年的“反文化”形象，也向世人宣告：创新的苹果拥有改造世界的雄心。

广告片的名字叫做“那些疯狂的家伙们”(Crazy Ones)，片长仅有1分钟，却用一段黑白片让17个20世纪的偶像人物轮番登场。依照出场顺序，他们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鲍勃·迪伦;马丁·路德·金;理查德·布兰森;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一起);巴克敏斯特·富勒;托马斯·艾迪生;穆罕默德·阿里;泰德·特纳;玛丽亚·卡拉斯;圣雄甘地;艾米莉亚·埃尔哈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玛莎·格雷厄姆;吉姆·汉森(还有青蛙柯米);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以及帕布洛·毕加索。广告片以一个小女孩睁开她紧闭的双眼结束，好像是在许愿。

这个广告片的解说仿佛一曲对疯狂的改变世界的人的礼赞，值得在此全文抄录：“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他们我行我素，桀骜不驯，惹是生非，就像方孔中的圆桩。他们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既不墨守陈规，也不安于现状。你尽可以引用他们，否定他们，颂扬他们或是诋毁他们，但惟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让人类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疯狂到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乔布斯的新广告仿佛带有某种魔力，从此驱使苹果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首先是极为成功的iMac 个人电脑;然后是Mac OS X操作系统;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iPod再造了个人音乐播放器，iTunes撼动了整个唱片业;iPhone推动了智能手机前所未有的革命;iPad 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技术产品类别。苹果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与模式创造能力迫使所有的技术公司都跟在它后面爬行。

现在回想起来，乔布斯1997年的声明极其简单，但却非常具有先见之明：“苹果不会再把触角伸向很多地方，但是在一些极为重要的领域内，我们的存在也将极为重要。”在乔布斯退役后，苹果的共同创始人史蒂夫·伍兹尼亚克对他有一个精准的评价：“他不是领先所有人1天，而是领先他们10年。”

哪怕是在硅谷这样一个充斥着超级技术巨星的地方，乔布斯的星光也依然最亮。但他的伟大之处到底在什么地方?一言以蔽之：他启动了PC(在此，我指的是广义的个人电脑，而非IBM PC)，又颠覆了PC。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硅谷与移动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今天，硅谷却成为移动革命的震中地带，这一切，只缘苹果开发了iPhone。iPhone和iPad一起结束了PC时代。

老练的技术分析家蒂姆·白杰伦说，由于有了iPhone 和Android，硅谷再次成为引领技术趋势的圣地。“30年前我就开始研究硅谷，现在，我比当年更信心满满。我认为今后10年将会成为硅谷最激动人心的时代。”

所以，与其说乔布斯的离去结束了一个时代，不如说他开启了一个时代;与其说他打造了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最有价值的技术公司，不如说他按照自己的想象重塑了硅谷;与其说他发明了一系列又酷又炫的消费电子产品，不如说他改变了人们同技术的关联方式，并引领他们走向一种全球性的数字文化。

当社会性媒介在今年早些时候帮助抗议者组织起来推翻阿拉伯世界的腐败政权时，当它在主流媒体噤声的情况下提供大量公民新闻时，它被赞誉为一种民主工具。

然而，同样是这些媒介，在英国骚乱中，却被视为抢劫、放火等暴行的煽动者。英国警方称，一些年轻人的小团体使用手机短信、黑莓上的即时通信以及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平台协调他们的袭击行为。骚乱早期的一些讯息的确听上去像是赤裸裸地对社会宣战。一人在推特上写道：“每个人都起来去揍警察吧。我希望有人今晚死掉。”还有一些讯息告知抢劫者袭击的目标——那些昂贵的电子产品店、时装专卖店、酒庄和自行车店。

社会性媒介的这种双重功用，导致了英国政客的双重标准。在议会演讲时，英国首相卡梅伦说：“所有目睹这些可怕行径的人都将对社会性媒介如何被用来组织行动感到震惊。信息的自由流动可以用来做有益的事情，但亦可用以作恶。如果有人把社会性媒介用于暴力，那我们就必须阻止他们。”他说，为了防止骚乱，英国政府开始考虑限制对Facebook、Twitter和“黑莓信使”(可免费发送较难追踪的加密信息)的使用。社交平台被控煽动暴力，而“黑莓信使”提供了让骚乱得以持续的管道。

对网上的言论自由欲加以限制的强烈暗示，暴露了卡梅伦虚伪的一面。因为就在半年前，他还在科威特发表演讲，对社会性媒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大加赞扬：“这样的技术，是公民手中的有力工具，而不是专制的手段。”“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不会保证稳定，而是恰恰相反。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坚持和平抗议的权利、言论和网络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法治，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然而它们不仅仅是我们的价值观，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民众的权利，不论他们是在开罗的解放广场还是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上。”

突尼斯与埃及的革命，当然同伦敦的愚蠢暴行天差地别。如英国首相前顾问丹尼•克鲁格所言：“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在抗议中有所失(他们的生命)，也有所得(民主和自由)。我们的年轻人既无所失也无所得(刺激和新跑鞋除外)。他们只是以尽可能可耻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可耻。”然而，卡梅伦对社会性媒介的看法的惊人转变，与其说代表着他在经历伦敦骚乱之后的成熟，不如说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退步：对社会性媒介反应过度，并企图以牺牲公民自由来换取安定。

卡梅伦的错误在于：首先，Facebook、Twitter和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无所不在的技术。以手机为例，英国全国人口6100万，但却拥有6250万部手机。平均每个用户有1.8部手机，而且这个数字很快就会突破到2部。这表明，这些工具的使用已经成为基本的生活现实，以及主流媒体的另类替代，不管它们被用来行善还是作恶。用户习惯于实时的相互交流，对此的任何限制，都会像断水、断电一样引发巨大的不便，因而会招致强烈的反弹。

其次，把骚乱归咎于社会性媒介，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做法，也是一种逃避解决社会深层问题的借口。这样做旨在避免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政府的何种政策导致年轻人积聚了如此的愤怒?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骚乱和阿拉伯抗议是同源的：它们都根源于经济的慢性病，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年轻人的失业和绝望，加上国家机器的冷酷。社会性媒介在此仅仅起到推手的作用。拿埃及和突尼斯的抗议来说，它们绝非什么“推特革命”。即便没有技术，埃及人和突尼斯人也会起来采取行动。技术只不过增强了他们挑战政府的能力而已。而在英国，无论年轻人是否使用“黑莓信使”，骚乱都注定会发生。

第三，社会性媒介固然被一些骚乱者用来实施暴力，但同样的工具也被民众用来反对暴力。在骚乱中推波助澜的社交网络，事后又成为英国网民“人肉搜索”骚乱者的主要阵地。公民的照相机甚至比警方还记录了更多的抢劫场面。可以说，智能手机就是新的纸和笔。利用这些材料，加上警方提供的监控摄像，网民们在社交网站和图片上传网站Flickr上都开始积极帮助锁定参与打砸抢烧的犯罪嫌疑人。伦敦警方的Flickr主页，在发出通告的5个小时之内，就收到了3000万点击。网民也利用社交网站发起清扫骚乱现场的活动。在Twitter上，#riotcleanup标签下的推送已超过10万条。人们还通过社会性媒介表达他们的震惊、愤怒和悲伤。

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意味着一定有人会滥用自由，然而如果压制自由，则会使一个社会成为自由社会的基本条件受到破坏。通常，在出现令人恐慌的事情时，人们对严厉审查的措施的容忍度会升高。然而，越是在这样混乱和不稳定的时分，越需要关注政府和执法部门的举动，以保证它们的措施不会让珍视自由的公民在日后后悔。

2009年8月14日零点前几分钟，新浪微博产品总监水洋发了第一条微博“公元第一条”。那是两年前，那时的微博还在内测期，新浪员工和邀请来的业内人士一起测试微博。那时微博还有用户等级，遭到用户猛烈抨击;那时微博关注人数上限是1000，王烁就很快关注到顶;那时微博小秘书说过一句话“为了共同维护微博内测期的良好气氛和今后良好的发展，请不要谈论不宜的话题。”

后来，很快微博用户等级就被取消，1000人的关注上限也变成了2000，而两年过去了，新浪小秘书的建议却依然有着现实意义。今年的8月14 日，在沿海某化工项目搬迁问题上，新浪微博的编辑们和网友们展开了一整天的发、转、删的竞赛，很多网友都专门发微博慰问辛苦的微博小秘书。大家不知道，这一天正是新浪微博内测两周年的纪念日。对于新浪微博而言，很多界限被打破，用户数量过1.4亿，在急速的发展中，人们也在讨论新浪微博的权力边界或游戏规则问题，微博有边界吗?如果有，在哪里?

罗玉凤，封还是不封?

到今天，拥有130万粉丝的罗玉凤的新浪微博已经停止更新了20多天。此前，因其发表对温州动车事故遇难者不敬的极端言论，被认为是为了炒作的“反人性”，遭到众多网友批评，但也引发极大争议：究竟应如何评判、对待罗玉凤微博?这是否属于言论自由范畴?新浪是否应对其惩戒?……新浪方面一直保持沉默，最终数名网友宣布删除全部微博离开新浪，数名网友戒微博一周以示抗议。

而实际上，在那几条极端言论微博被删除后，罗玉凤的微博就再也没有更新过。8月10日，罗玉凤在腾讯微博抱怨新浪把自己的微博“说关就关了”，“很希望恢复”，并称当初是新浪方面几次邀请才去，“最终他们发起反对我的活动”。

一位新浪微博的编辑透露，在怎么处理罗玉凤微博的问题上，团队内部曾有激烈讨论，“罗玉凤团队确实太恶心、太没有底线，但大家讨论时也会担心如果封掉她会不会正好遂了她的心意，反正她要的就是炒作。”

新浪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表示，罗玉凤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几次讨论、争论，到底要不要处理，最后还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处理，删除其违反主流价值观、网友反映强烈的几条微博，其微博功能现在已经恢复。“此事处理我们尽可能低调，没有对外公布这个处理，因为一定会有人批评，你们新浪有什么权力处理她?”陈彤说。

发表极端言论的罗玉凤触碰到了伦理边界而被悄然禁言，而知名媒体人石扉客日前同样的遭遇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据石扉客介绍，8月12日新华社中国网事在新浪所发几条有关达芬奇家具的报道微博被删除，随后转在腾讯微博对新浪提出质疑。而石扉客当晚就此发表了两条微博批评新浪高管，随即收到微博通知：“您好，我们接到用户举报，您在微博中发布敏感内容……”石扉客被禁言、先审后发了。

多位媒体人和网友得知此事后也对新浪微博提出批评，第二天上午，石扉客在接到新浪网一位高管致歉电话后，发现账号恢复正常。

石扉客发长微博总结此事，称这不是他第一次被新浪微博禁言，却是第一次因非敏感内容的原因禁言，但讲述事件过程和看法的长微博又被删了。

“禁言没问题，但要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程序要透明，不能搞无公平可言的黑箱操作;二是什么内容禁言?是违法和违反公序良俗的呢?还是涉及到新浪以及新浪高管利益的呢?这些都必须考虑进去。”

警惕恐龙公司

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微博)、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微博)、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李牧(微博)都是新浪微博内测时期就在的资深用户，对于微博边界、规则问题，各有看法。

胡泳认为，新浪微博的规则应该更透明，边界应该更清晰。在用户生产内容的时代，如果网站要惩罚一个用户，人们要先看网站是否公布过相应规则，这些规则是否很方便查到，具体条文是否可执行。

闾丘露薇的看法是“不满意这家就去另外一家呗。只不过，现在哪家都一样。”

在闾丘露薇看来，如果新浪在用户申请时写清楚使用细节，那就是一个服务商和使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新浪微博是商业机构，就好像一家酒店，进入它的私领域，需要遵守对方的规定。”

李牧则认为新浪实际是在商言商，用商人的眼光来管理媒介，可能不是很高尚，“但相比‘在权力言权力’，是巨大的进步。”

李牧觉得，如果新浪放手不管，微博平台就毁了，而只要管就必然涉及公权与私权、商业行为与法律权利的冲突，他建议不管是政府还是用户都尽量宽松地对待微博平台，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多赢。

在新浪微博官方的权力边界问题上，不仅有监管问题，也有商业问题。8月3日，艺龙旅行网CEO崔广福(微博)发微博反映该公司V认证的@订酒店账号及应用被新浪要求收回，点名质问新浪CEO和总编辑。不久新浪方面就回应他保证不收回了，但微博是新浪公司的微博还是一个公共平台?这个问题引发了众多讨论。

石扉客认为目前新浪微博一家独大，导致其很难受到有效约束，这就一方面要鼓励竞争，一方面急需不断整合和加大民间力量，以制约新浪恐龙，“我们警惕新浪，正如欧美传媒警惕雅虎微软这种恐龙公司一样。”

新浪总编陈彤则回应说这种担心大可不必，他认为监督、制衡的力量并不缺位，“(互联网公司)有那么多主管单位，有5亿眼睛雪亮的网民”，陈彤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高度透明的社会，一个互联网公司不可能为所欲为，不可能连续做坏事而不被发现、不被纠正”。

“V”们的责任

在一些传播事件中，当某条微博内容被证伪，经常有网友批评参与转发的名人及记者，他们往往被认为应承担更多责任，如果把转发、传播信息看做一种权力，他们的权力有边界吗?

胡泳认为，微博上的记者和名人往往都是意见领袖，前者是传统媒体意义上的意见领袖，只是活动空间转移到新媒体上，后者可能以前不从事相关职业。 大家在很多时候把微博作为公共平台来使用，有其社会公器意义，那么意见领袖比一般用户理所应当有更负责的态度和努力。而对记者尤其如此，因为他一定意义上被认为代表了其机构，虽然他可能声明微博与单位无关，两者也好像水乳很难分清，人们会把机构的公信力延伸到记者微博上，认为他的话应该可信。

“对记者的要求比对名人更高，因为你是职业的信息处理人员，你不能愧对你的职业。”胡泳说。

本身就是媒体人的石扉客认为，普通人在转发没明确消息源的信息时，只要参照“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则执行，在超出常识和正常生活经验所能甄别的所 谓“合理怀疑”情况下造成的转发失实，可减轻或免除责任。而名人和加V记者，标准应比普通人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要求更高，高到什么分寸很难设定，取决于其自身的审慎个性和媒介素养。

作为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李牧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看法，他认为加V的发言代表着信誉，V的转发相当于背书，“V不需要承担特殊责任，只需要承担基本责任，不转谣言即可。很遗憾，根据我的观察，名V大V不具备这种承担。”同样，“我不认为V认证记者要比普通网友承担更多责任，他/她只做到本职即可。 记者们入职第一天就在学习辨识信息真伪，但他们在新浪微博上不肯体现这种职业素养。”

闾丘露薇认为如果转发失实微博，名V丧失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公信力、名誉，“但是对于记者，我一向认为，传播的时候需要慎重，毕竟别人follow记者，是因为对方是记者。”

“免责传谣”

有一种微博经常引发争议，对未核实的消息以“求证”“求辟谣”的形式发出，在李牧看来这是一种“免责传谣”，“体现出很低的智商。这不是反智，这是弱智。”

石扉客认为，涉及到私域的决不能这么做，而涉及到公域的，应有基本的事实判断在前，即爆料至少应有相对可靠的来自一方的真实信源，而不是凭空爆料。

闾丘露薇也认为在涉及到公共知情权的时候，这种做法可以接受，“因为网络的好处，可以在传播的过程中证伪，或者证实。”

胡泳从大原则认可这种做法，但强调“你要写得很清楚，这是未经核实的信息”，而且具体做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谨慎，你求证的东西要是以事实描述为主的，而不应把看起来爆炸性、戏剧性的描述直接写进微博。

“谣言倒逼真相”这句最近很火的话，胡泳说要首先定义“谣言”，如果将其去妖魔化后，他认为这个命题就成立，通过一种谣言的方式反抗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以及社会关系上的不平等，揭露秘密、提出假设，形成对权力的制衡。

石扉客认为这是指一种客观呈现的传播效果，即因信息不明，传言自然出现，乃至流言四起，迫使公权力透露真实信息以正视听，而不是指“信息源特别是媒体故意散布不实信息造谣来设局逼迫政府辟谣”。

李牧指出，“倒逼”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承认上下之别，承认超级权力的存在，不是现代政治思维。对于包括行政权在内的社会公器，需要监督、约束、批评甚至打击，政府应天然置于国民的严厉目光之下。

给新浪微博打分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主持人)：微博是工具，所以我打满分，对于任何一种sns或者其他的网络工具，比如博客、论坛，我都会打满分。新浪和 twitter比较，如果说因为有监管而让两者不同，这不是微博本身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媒体只看到微博客新闻属性的一面，忽略了社交属性的一面

李牧(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我一向对新浪持最公开最严厉的批评态度，骂各级管理人员是日常作业。我对新浪微博打满分。以后还会骂各级管理人员，态度会更严厉，谢谢

石扉客(知名媒体人)：我打7分，丢失的3分，先后是管制的存在，竞争的不充分，网民的成熟程度

陈彤(新浪执行副总裁、总编辑)：8分。我认为新浪微博应该发展得更全面，不应该过于依赖资讯类内容，不应该过于依赖名人效应。如果媒体色彩过浓，不谈政策风险，用户最后也可能会陷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尴尬境地，玩久了会觉得无聊。我们需要往媒体之外的诸多领域发展，特别是关注普通用户，让用户把这里当做日常交流和娱乐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