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是一种现象。

Facebook是什么?柯克帕特里克的这本《Facebook效应》在Facebook上有一个主页，读者讨论区中有人贴了一个问题：Facebook难道比性还要流行吗?回答者说：我访问Facebook的次数比做爱多，所以答案是肯定的。

Facebook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也许是历史上由完全不同的人聚合在一起的速度最快的团体。它还是至今互联网上最大的分享网站。扎克伯格不无夸张地声称：“我们拥有整整一个世代里最具威力的信息传播机制。”关键是，围绕Facebook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据报道，Facebook把自己的上市时间推迟到2012年，目的是为了发展更多的用户和提升更多的销售。Facebook的IPO必定成为硅谷的一个分水岭，造就与Google、雅虎、亚马逊和eBay等并驾齐驱的下一个互联网巨头，成为众多的小企业可以依附的大象。

当你将8亿用户的资料整合在一起，不仅了解他们住在哪儿，朋友是谁，还知道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在线上做什么，那么，你不仅是在运营一家公司，而是在打造“互联网基因工程”。这项基因工程能够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通过信用点和虚拟货币，Facebook可能跨越国界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又如，通过Facebook Connect，Facebook企图控制我们在网上的所有社交体验，其俄罗斯大股东将此比喻为“在世界范围内给人们签发护照”，这种护照指向的是一种全球公民身份。

这些都意味着，Facebook会超越仅仅一个“网站”，它把自己看作全球村里的城市广场，正在改变着我们对社区、邻里和整个星球的认识。

Facebook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是另外一种现象。

马克·扎克伯格是谁?这个总蹬着橡胶凉鞋、套着T恤衫和毛绒夹克的大男孩，怎样把哈佛集体宿舍的一个想法办成了一家惊天动地的公司?27岁的他没有拿到大学文凭，却创办和掌管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站。他是如此少年得志，以至于保罗·艾伦评价说，“我无法在世界历史上找到一个先例，这么年轻的人却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等一等，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Facebook的创始人是一个哲学与实践的奇异混合体。首先，扎克伯格是一个“产品天才”。从一开始在哈佛寝室里敲敲打打，直到Facebook取得巨大的成功，扎克伯格始终希望能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媒体与用户互动的产品上，在他看来这才是Facebook的真正价值所在。他永远把产品管理当作自己的首要工作。“我觉得那些最成功的科技公司的领导者们最关注的永远是产品，”他说道。“我们希望能够使世界更美好，而我们所采取的途径是制作出合适的产品。”

产品的背后是用户体验，而用户体验的背后是扎克伯格独特的经商理念。柯克帕特里克的有句总结很让人震动：“让网站有趣比让它赚钱更重要。这样的声明在Facebook不长的历史中始终掷地有声。”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扎克伯格的思考的完整链条：做最好的、最简单的、让用户以最方便的方式分享信息的产品——用户的体验和增长比盈利更重要——将Facebook看作是一个永远需要不断完善的项目，而不是一台赚钱机器。一句话：追逐用户，而不是追逐金钱。

真正驱动扎克伯格的是什么呢?在他的常用词典中，有这样一些词汇：透明度、信任、联系、分享。扎克伯格的Facebook个人页面上这样描述自己的兴趣：开放，创造事物帮助人们彼此联系和分享对自己而言重要的事情，革命，信息流，极简主义。他说：“一个透明度高的世界，其组织会更好，也会更公平。”

《Facebook效应》倾力剖析了上面所说的两大现象，然而，读完全书，有一个地方我很不解渴，正如我看完那部《社交网络》的电影之后也很不解渴一样。我希望了解更多扎克伯格的内心世界，这并不是缘于我有多少对名人的窥视欲，而是因为，他的内心世界是隐藏不得的。Facebook为首的社交网络已彻底改变了互联网世界里的人际关系定义，以及人们对隐私的概念和要求，甚至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扎克伯格如此年轻，却如此有权力，全人类都有必要了解其商业哲学。

扎克伯格想要创造并统治一种截然不同的互联网。如果说谷歌和其他搜索引擎想索引的是信息，他想索引的则是人们脑中所想。这样的计划要获得最好的运行，人们就必须愿意把更多的个人信息呈交给Facebook。然而，有谁能够判定，扎克伯格对透明度与开放性的理解是不是过于简单和天真呢?他相信，如果人们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世界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可是，对于许多人来讲，因透明而付出的代价是他们能够承受的吗?或者说，如果你不是扎克伯格那样的幸运儿和成功者，难道你也应该相信他所说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可暴露?

全世界受教育者每年积累起来的自由时间超过1万亿小时，使用它的可能性和方式是什么?这会是一个多大的生意?

文/克莱·舍基

译/胡泳 哈丽丝

由于网络的发明和扩散，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民众能够利用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关心的活动。我们现在可以把自由时间当做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

2008年，我写的《未来是湿的》(Here Comes Everybody)出版以后，一个电视制片人在试图决定是否让我在她的节目上讨论这本书时问我：“你认为目前社会性媒介有哪些有趣的用处?”

我向她提起了维基百科(Wikipedia)—一部经协作完成的百科全书，我还向她提及了维基百科上关于冥王星的文章。早在2006年，冥王星就从太阳系行星俱乐部中被剔除了—天文学家认定它和其他行星很不一样，因此他们计划对行星进行重新定义，以将冥王星排除在外。此事件引发了维基百科上对冥王星这一词条的编辑高峰。涉及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人们频繁地对该词条进行编辑修改。最热衷于此事的一小组编辑人员中，在如何最贴切描述冥王星地位改变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于是他们在更新关于冥王星的文章时，从章节到句子甚至到词语的选择都互相较劲，最终把文章的本质内容从“冥王星是第九大行星”改成了“冥王星是一颗位于太阳系边缘，形状不规则，围绕不规则轨道旋转的石头”。

我原以为那位制片人当听到维基百科这个案例后，会和我开始讨论关于知识的社会结构、权力的本质或者任何一个谈到维基百科会引出的话题，但是她没有问这些问题，相反她叹息道：“人们哪儿来的时间?”听到这些，我立马说：“别人可以问，但是做电视这一行的人绝对不能问这个问题。你应该清楚那些时间是从哪儿来的。”这是因为她供职于一个在过去50年中消磨掉人们大量自由时间的行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育者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那么这种盈余有多大?为了算清这笔账，我们需要一个计量单位，那么就让我们从维基百科开始吧。设想将所有人花在维基百科上的时间总数作为一种计量单位，截至我跟这位电视制片人说话的那一刻，人类用在维基百科的时间统统加起来，大概代表了1亿个小时的人类思考。这是马丁·沃登伯格(Martin Wattenberg)—一位致力于研究维基百科的IBM研究员，帮助我得到了这一数据。显然累计达1亿小时的思考时间已经很多了，然而这和我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相比，又算什么呢?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每周末我们都会花大约1亿小时只是用来看电视，这是很大一部分的时间盈余。而全球受教育者累积起来的自由时间每年超过1万亿小时!那些问“人们哪儿来的时间”的人没有意识到，相比我们全部拥有的自由时间的总和而言，维基百科项目所占用的时间多么微不足道。

如何“消磨”1万亿小时

一开始，社会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任何盈余。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余下一块很大规模的自由时间时——每年数以十亿计甚至数以万亿计小时——我们便会消磨在看电视上。因为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来消磨这部分时间是现有选择中最好的。诚然我们可以在室外玩耍、读书看报或者和朋友一起搞音乐创作，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与简单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相比，那些活动的门槛有些高。其实，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中包含了太多消极参与：我们在工作中是办公室寄生虫，回家后又成了沙发土豆。

然而现在，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一些针对中学生、宽带用户和YouTube用户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且这些观察的基本结果总是一致的：拥有更快捷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消费媒介中转变过来。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时，看似和看电视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观众一起讨论。丹·希尔(Dan Hill)在《为什么<迷失>会成为一种新媒介》中指出，这部电视剧的观众不仅仅是观众—他们协同创造了一部围绕此剧的内容汇编，叫做《<迷失>百科全书》(Lostpedia)。换句话说，当他们看电视时，会相互参与进来，而这种参与行为同消极的消费媒介行为存在区别。

这种导致电视消费量减少的力量是微小的，同时又是庞大的。说它微小，是因为这种选择是个人行为—某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是用来和朋友聊天、玩游戏还是参与创造或分享一些事物，而不再是单纯地看电视;称其庞大是因为这是一群人的集体行为，是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当整个人群不断累积转变对参与的态度，维基百科便成为可能。因此当电视行业看到这群人对使用自由时间的选择后，十分震惊。

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消费。其实，媒体应该由三部分组成——消费、创造和分享。21世纪，互联网技术让人们创造与分享的需求得到实现，人类每年盈余的1万亿小时终于有了更好的“消磨”选择。2010年，全球通过互联网联系到一起的人口超过20亿，手机用户早已突破0亿，而全球的成年人是45亿。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多数地球居民来说，通过网络使个人作为全球范围内互动组织的一部分已经变得再正常不过。如今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由于网络的发明和扩散，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民众能够利用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关心的活动。我们现在可以把自由时间当做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而不是一组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

终极价值

自由时间是一种资源，它随着40小时工作周制度的兴起，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激增。二战后，人口增加、人民身体素质提高、教育机会增多、社会繁荣昌盛，这样的环境又使得自由时间继续增长。而我要讲的资源不仅仅是指我们累积起来的空闲时间，这不足以构成认知盈余，原因是我们缺乏使用空闲时间的手段。

如今，自由时间转变为认知盈余也不仅关乎新的社会工具，虽然支持公众参与、分享与讨论的媒体很新鲜，但是只有分享的方法而缺少分享动机也没有多大意义。任何行为都需要提供能够开发某些人类真正动机的机会。例如，如果我告诉你我发明了一种能让你的校友可以更便捷地找到你的工具，你可能会不屑一顾，而当我告诉你我发明了一种能让你的老同学们主动联系你的工具，你可能会对这个提议另眼相看。正如Facebook、西班牙的Twenty、中国的QQ这些社交网络服务的崛起所昭示的，这样的连接是全世界社交媒体最流行的用途之一。

途径、动机和机会三者的融合，从累积的自由时间这个原材料中，生产出了认知盈余。真正的变化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这种盈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让我们为彼此创造机会的机会。这种低成本的实验和巨大的潜在用户基数意味着如果某人萌发出一个需要数十个或上千个人参与才能实现的点子，那么现在就能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尝试且无需事先得到任何人的允许。

如今，所有这些最基本的改变已然发生，这既新奇又让人惊讶。但是关于认知盈余，尚未发生的、尚未解决的，是当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共享和累积的资源看待时，哪种价值最终会从中凸现出来。鉴于目前创造性和慷慨行为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可以假设对认知盈余的良好利用指日可待。这话不假，但只是对某些潜在应用而言。

最早，对认知盈余的成功利用是技术团体中的计算机编程。在那里，人们充分理解协作，因此参与文化的障碍少之又少。致力于类似Apache、Linux等开源项目的程序员，通常被定义为以积极眼光看待参与的人。如今，像开源模式这样的共同创造已经散布到其他非技术领域，从拼车到病人互助小组。不过，在不少人眼中，任何业余者的参与要么是天真的，要么就是愚蠢的。作为人类社会，我们应该用大家共享和累积的资源及人们期望参与的美德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宽广的对话话题，光是想想这个话题，就让人觉得充满诱惑。

如今，个人和集体价值的资源正逐渐把这个世界充满，这些价值主要由参与者创造和捕获。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各种能为社会带来益处的新活动会自动发生，创造一种能给社会带来更广泛利益的参与文化，可比分享几张搞笑照片要难得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把握住这种社会变化?

2007年12月，一次极具争议的总统选举使得肯尼亚陷入针锋相对的境地。当地一名政治活跃人士奥瑞·奥科罗(Ory Okolloh)在博客上记录了肯尼亚政府禁止主流媒体报道而引发的暴力冲突。她请读者对他们所见证的暴力行为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在她的博客上发表评论的方式传递出来。她的博客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后来为了高效收集与处理相关信息，奥瑞·奥科罗设想了一种服务平台并把它命名为“Ushahidi”(斯瓦希里语，意为“目击”或“证明”)，这个平台可以自动收集群众的报道并且能在地图上实时显示冲突地点。她在博客中流露出了这个想法，引起了两位程序员的兴趣，他们三人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仔细讨论了如何使Ushahidi平台有效地运作。3天后，第一版Ushahidi平台问世了。

Ushahidi启动数月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了一次分析。经过对比Ushahidi和主流媒体提供的数据，他们认为Ushahidi在报道暴力冲突的发生、冲突后的抗议以及非死亡暴力事件方面做得更好，并且报道范围也更大，它涵盖了广阔的地理区域，包括农村地区。自从2008年首次亮相以来，Ushahidi已经被用于追踪刚果民主共和国内类似的暴力事件，用于监督印度和墨西哥的投票地点及预防投票者作弊，用于报道数个东非国家的重要药品供应量，还曾用于海地和智利地震后搜救伤员。

我将认知盈余创造的这种价值称为公民(civic)价值。这种价值不会因为社会的突然转型而凸显出来，也不会从个体行为中冒出来，反而公民价值是从群体工作中衍生出来的，起初是很小的群体，接着规模和重要性便会不断增加。如果我们想创造新形式的公民价值，就需要我们增强小团体尝试创新事物的能力。以群体形式尝试新事物是迄今为止，也是将来对社会性媒体最为意义深远的运用。

对于下一个好点子会是怎么样的，任何人都没有十足把握。在发生如此多改变的时代，寻找绝佳点子的机会，就是让尽可能多的群体利用人类的认知盈余，去尝试尽可能多的事物。

有时，当你不得不输入网站验证码时，你是否会觉得在做无用功?但没准儿就是你敲入的那几个字，正在为一项全球伟业做出贡献。想想那些躺在世界各地图书馆角落里已经落满灰尘的古籍，GoogleBooks正试图抢救这些图书并将之数字化，虽然这中间遇到了一些版权风波，但重点是，几十万本已然页面泛黄、纸张脆弱的古籍在数字化的过程中，需要花费多少人工成本?但一个名为reCAPTCHA的技术提供商通过“验证码”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reCAPTCHA首先将这些图书扫描，并将其截成无数个仅含有一个单词的片段，然后将它发放给合作网站作为用户在注册登录时使用的验证码。也就是说，用户看到的网站显示的验证码，其实是某本古籍里面的某一个单词，在准确输入后，就完成了对这个片段的数字化，同时还确保了拼写的质量reCAPTCHA再将这些用户敲入的验证码收集，并按原文顺序拼接、排版，就完成了古籍数字化的繁琐工作。

目前，reCAPTCHA已成为Google实验室的产品之一，旨在提供验证码帮助网站防止机器注册的同时，也可以为个人邮箱减少垃圾邮件的侵扰;同时又充分利用了一个人几秒钟的时间，将无数人的几秒钟汇集在一起创造出了伟大的成就。

如今，人们正在更为有计划性地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创造性活动，而非仅仅沉迷在消费性活动中，尤其是在网络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协作工具之后。人们可以协同做到的，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这就是美国传媒学家克莱·舍基提出的“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理论。同时，人们从这些协同工作中获得的，无论是认同与分享的成就感，还是物质回报，都已经在改变着一些人的工作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

想到，做到!

2005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刘峰提出了“威客”概念，所谓威客就是wit(智慧)和key(钥匙)两个单词的组合，也是Thekeyofwisdom的缩写，是指那些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智慧、知识、能力、经验转换成实际收益的人，他们在互联网上通过解决科学、技术、工作、生活、学习中的问题，从而让自己的知识、智慧、经验、技能体现出经济价值。

随后就有公司迅速地进行了各种商业模式的探索。但第一代威客网站，如猪八戒、威客网选择的任务分配机制却将自己仅仅变为一个C2C的中介平台。在这些网站上，工作按照不同领域分类，明码标价，用悬赏模式应对低端任务，用招标模式应对中高端任务，工作一旦认领就由单个用户完成，奖金也全部由其独得。网站靠每单成交的佣金抽成和广告获利。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种简单解决需求与认知盈余之间信息鸿沟问题的中介平台已经无法体现群体协作、累积认知盈余的力量，反而陷入了像门户网站拼流量的怪圈。

此外，他们的大量用户并不是在为协作完成某个任务而努力，而是将时间花在了挑选一个或多个任务上，并且单个用户完成的任务，质量难以保证;或者由众多用户投稿，最后竞标成功者得，又会导致极大的人工浪费。在这种情势下，新形态的协作平台呼之欲出。

在北京西长安街边的一幢老旧居民楼里，“做到!”网的创业团队就在一套狭小的两居室内办公，这是创始人之一、CEO刘禹的住所，被临时改成办公室。其中一间屋子里六位工程师各自对着电脑忙碌，墙上挂着一只来自宜家的表，表大得出奇，和逼仄的空间形成鲜明反差。另外一间卧室兼办公室则放着刘禹的苹果笔记本，连接着一台大尺寸显示器。这个创业团队每天工作15个小时，每天的晚饭或者夜宵是他们最大的放松与娱乐。

“在想到和得到之间还需要做到才行，所以我们为这个工作平台取了这个名字。”刘禹起初创立“做到!”网只是因为对现代企业的工作方式不认可，“每天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几乎无关，再加上浪费在路上的时间，非常不高效。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也应该有更为优化、合理的工作方式”。

做到，得到

如何更为充分利用每个人的认知盈余并实现报酬的公平分配，是这个新型协作平台想要突破的难关。“做到!”网想到的点子是，利用算法首先将庞杂的工作整体“炸开”，形成一般只需要三五分钟的极为短小的任务单位，然后推荐给相应的用户。

每个用户登录后所看到的并不是开放货架式可供挑选的工作，而是自己的“工作台”，每个用户在选择任务类型后看到的都只是碎片化的任务。这些微任务除了工作量适合闲暇时间完成外，还会在用户工作的过程中提供各种参考，帮助用户更加高效高质地完成工作。刘禹主要瞄准的用户群是二三线城市的白领人士，因为“他们综合素质很好，但他们拥有的机会和工作环境却往往不如一线城市的白领”。

同时，为了管控任务完成质量，“做到!”还设置了一系列质量审核规则和用户质量追踪系统。如果你的质量好，系统就会采纳;质量不好，系统就会把工作再转给其他人，而质量好坏是由用户和系统交叉评估而成。这种听起来复杂的机制不但能鼓励用户评论其他人的工作成果并产生积极互动，还能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技能。

这种机制由此大大提高了效率，每个人所贡献的脑力劳动在最终的工作成果中都有所体现，并且任务一旦达标，就不会再浪费用户的劳动。而更令“做到!”网感到骄傲的是越为庞杂的工作完成的相对速度会越快，并且质量会更高。

目前，还没有正式开放注册的“做到!”网已经吸引到了多家投资机构的注意，但刘禹认为不能为了融资而融资，应该沉下心打好产品基础，步步为营。他说：“初创公司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自己，没有准备好的扩张就是拔苗助长。”

仅半年的创业历程已经让刘禹变成了业务多面手，但商务拓展对他来说仍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更像B2C的协作工作平台，“做到!”从甲方公司拿到订单后，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分发并确保任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通过赚取佣金形成赢利。

目前，“做到!”网的技术研发强项还是在人工协作的流程管控上，但对上游资源的开发还有一定局限性。据刘禹透露，后续会根据客户需求拓展工种，更好地服务于甲方并丰富用户的任务选择。

“做到!”网正在苦练的，是利用算法管控任务的完成质量，以及为用户推荐与之相匹配的任务类型。留学硅谷、日本归来的工程师正在用一种更为聪明的方法管理不确定性极强的事件——令陌生用户完成缺乏统一标准的脑力劳动。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每个用户的行为记录及分析，使得用户的认知面目变得更加清晰。

刘禹打趣地说：“‘做到!’在帮助传统企业变得越来越轻，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业务可以交付给专业的协作平台完成。”而现实中“做到!”却变得越来越重，因为业务需要，他们已经在寻找新的办公地点，“我们的愿望是‘做到!’的办公室里最终没有人，大家可以在任何地点工作。”

如今，当企业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成为无边界组织的同时，不少新问题也在浮现：一个单靠用户热情而没有商业契约的协作平台该如何保证其成果的稳定质量?如何持续激发用户的创造与分享热情?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利用个体认知盈余创造出来的智慧财富该如何估值，其商业模式是否能够走得通?

问问知乎

虽然有着像李开复、洪波等互联网领域的公众人物和超级链接者，2011年1月底低调上线的社交化问答网站知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知乎也是充分利用认知盈余的一个例证，只不过它采取的是问答方式，并且对用户没有任何物质奖励。然而在知乎上，就有人问出了这样的问题——“知乎如何解决赢利的问题呢?”答案有4个;而另外一个更为标题党的提问得到了24个答案——“知乎如果不能实现赢利的话，还能维持多久?”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互联网世界的知识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而Google为此做了很好的注释，就在今年4月，Google——这个将“组织世界上的信息，使其便于大众获取和使用”视为己任的搜索巨擘做了一个改变，将其搜索部门更名为知识部门(Knowledge Group)。而Google CEO拉里·佩奇(Larry Page)对于更名的解释是，“搜索引擎的目标可能不只是组织信息那么简单。寻找一条帮助人们分享和创造知识的途径，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而知乎也意识到，拥有一定规模的用户在一起实时编辑知识是基本，走推荐引擎的商业模式才是正道，当他们积累到一定数据量就可以匹配广告、对接电子商务。比如知乎上有人问“Lamy这个牌子的笔好在哪儿?”侧栏就可以放置Lamy的广告和网店链接。

但对于知乎的用户而言，他们尽管没有物质回报，但他们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鼓励，以及从创造中获得的成就感。知乎有一位深度用户，在他做实习律师的时候，就因为喜欢整理网上的资料而且懂得用高级搜索，为一个大案子找到了判例，因此在官司赢了之后，他成为律所里的“技术天才”。后来，同事们纷纷把最难查的问题抛给他来搜。当他几年前从这个律所离职时，大律师说，你走不要紧，但你要把搜索的技能教给同事们。但是教了几个月，他发现还是他的搜索结果最好最准确，因为他不断在解决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因此他的搜索资料库越积累越丰富，方法越来越灵活。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你被问得越多，你就越聪明。”

这位律师创造知识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分享，而是他发现被问得越多越聪明，另外当有一定的知识积累量后，还能做知识管理，分享只是这个过程的副产品。

知乎有不少这样的用户——他们不用微博、不写博客、不混开心网豆瓣网、不用聊天工具，如果不是因为寻找一些专业知识，你在网络上根本找不到这些人。

而这几乎成了知乎活跃用户的共性——在其他互联网社交工具上极度不活跃，知乎目前三个答题过千的用户都有这个特征。

而这些人可能就是改变未来知识创造方式的排头兵，也是他们最先享受到这种方式带来的种种好处。这就像印刷业一样，即便它的追求那么崇高，而首先出现的印刷品却是黄色小说;也正如3D技术的普及一样，是色情电影加快了它进入家庭的进程。而人类对认知盈余的利用，也需要首先尝到它带来的甜头，无论是一些微小的物质奖励还是极大的心理满足，毕竟未来人们要越来越习惯这种全新的知识生产、创造与分享方式。

案例2：同病相怜共同体

文/克莱·舍基

译/胡泳 哈丽丝

“同病相怜”网用户的观念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从一种医务人员持有信息并且不让病人知道的文化规范，转变到一种分享且人人受益的规范。

让我们想象一位患上复杂到足以改变其生活的疾病的病人，这样的病患需要专业医生为他诊断治疗，但他也希望对医生所进行的治疗有更多了解，但医生却没有时间向病人提供他想知道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互动中产生的两种价值—分享和归属感—便能够脱颖而出，而几年前这两种价值根本没有机会一展身手。

 浏览数： 次 归类于： 未分类 — 胡泳 @ 09:22 评论（19）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将腾讯打造成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自由创业、供更多用户自由分享的开放平台。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它需要腾讯内外都改变心态，用更加开放的大脑去迎接变革。

不管已经出现了多少大公司，人类依然处于互联网时代的黎明时分，微微的晨光还照不亮太远的路。在这个行当里，不管一家公司的赢利状况有多么喜人，也都随时面临着被甩出发展潮流的风险。

文/马化腾

最近读了两本克莱·舍基(Clay Shirky)的书。第一本是《未来是湿的》，《认知盈余》是第二本。克莱·舍基不愧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他对互联网给人类所带来的行为举止以及文化变迁洞若观火。这两本著作一脉相承，它们所探讨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随着全球用户接触互联网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互联网用户数量变得更加庞大，他们将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我们又该如何顺应这种变化?而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该如何从中寻找自己的机会?

克莱·舍基应该是一个坚定的“分享主义”倡导者。如果说《未来是湿的》告诉我们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分享的世界，人人都在享受分享所带来的“红利”;那么《认知盈余》是在进一步阐述我们得以分享的资源禀赋。

任何时候，人们都不缺乏分享的欲望，为什么克莱·舍基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来研究?这得益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技术革命，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

首先是天时。互联网的高速运算、处理能力，让每个业者得以能高效、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享受更多工作之外的时间;

其次是地利。通讯成本的下降、带宽的增加，让用户接触互联网的成本变得更加低廉，网络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它像水和电一样，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最后是人和。接触成本的降低，不可避免地使得互联网用户呈现爆发式增长，网民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群，二者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正如克莱·舍基所言，“对网络的传统看法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都在退化”。

网络世界越来越接近于现实世界，意味着基于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将要重新架构。

我曾经说过，不管已经出现了多少大公司，人类依然处于互联网时代的黎明时分，微微的晨光还照不亮太远的路。在这个行当里，不管一家公司的赢利状况有多么喜人，也都随时面临着被甩出发展潮流的风险。

发展潮流的漩涡正在席卷我们，网络正在发生演变。过去，我们可以把网络解读为一种精英享用的新兴工具，它向用户提供的是接触传统精英文化的一个更加便捷的通道，也就是说互联网是内容的传递者而不是生产者。现在则不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互联网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元素，正在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新的内容、制造新的话题。

“认知盈余”是新时代网民赋予互联网从业者最大的红利之一。对“认知盈余”，克莱·舍基给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受过教育并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欲望。可以说，Facebook、推特以及维基百科的成功，都是“认知盈余”的功劳。在中国，微博的兴起，同样有赖于它。

参与分享的网民数量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大，互联网产业也随之迎来“核聚变”，原来我们所熟知的商业模式，随时可能成为泡影。每一个从业者必须认识到，如果你不能学会主动迎接，不对这种网民自由参与分享的精神保持敬畏之心，你就会被炸得粉碎。

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这将是一个鼓励分享、平台崛起的时代。靠单一产品赢得用户的时代已过去，渠道为王的传统思维不再吃香，在新的时代，如果还背着这些包袱，那就等于给波音787装了一个拖拉机的马达，想飞也飞不起来。如何铸造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平台，才是互联网新时代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新时代，不再信奉传统的弱肉强食般的“丛林法则”，它更崇尚的是“天空法则”。所谓“天高任鸟飞”，所有的人在同一天空下，但生存的维度并不完全重合，麻雀有麻雀的天空，老鹰也有老鹰的天空。决定能否成功、有多大成功的，是自己发现需求、主动创造分享平台的能力。

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将是内容的主导者、分享的提供者。每个用户的知识贡献、内容分享，是这个平台赖以成功、赖以繁荣的重要保障——“少数人使用廉价的工具，投入很少时间和金钱，就能在社会中开拓出足够的集体善意，创造出5年前没人能够想象的资源”。任何有意打破这个保障的行为，都将受到市场的惩罚。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将腾讯打造成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自由创业、供更多用户自由分享的开放平台。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它需要腾讯内外都改变心态，用更加开放的大脑去迎接变革。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也总结了很多教训。无论如何，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也相信，坚持走下去，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就在不远的前方。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感慨是：互联网真是个神奇的东西。最近在一部科幻小说中，我看到一段对于“四维世界”的描写，仅在熟知的三维世界上叠加了一个维度，整个宇宙立即变得无比辽阔、无比美妙。克莱·舍基的每一次发现，其实都是在提示我们未来人类世界的一个全新发展维度。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整个人类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妙趣无穷的实验室。我们这一代人，每个人都是这个伟大实验的设计师和参与者。这个实验，值得我们屏气凝神、心怀敬畏、全情投入。

9月30日，英文《中国日报》评论版刊登驻纽约资深记者陈卫华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抨击美国媒体“封锁华尔街抗议浪潮”，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耻辱”。

在占领华尔街运 动的开始阶段，美国主流媒体着墨的确不算多，但客观地说，并不存在所谓“封锁”，只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新闻标准，觉得抗议的新闻价值不高罢了。他们可能认为，运 动的计划和执行都乏善可陈，也看不出它会给美国政治、经济造成多大震荡。

为什么多家主流媒体会作出同样的选择?这反映了媒体观点的潜在的一致性。如果在现实世界中，属于同一职业阶层的一打编辑就能决定发布或者毙掉某条全国性新闻，则公众感兴趣的新闻不被刊发，有可能不是因为某个阴谋，而是由于这些编辑们面临相似的挑战，并采用相似的工具回应，从而发展出一致的职业偏向。然而这种偏向不再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了，所以主流媒体的工作者不复“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是越来越后知后觉，“被群众牵了牛鼻子”。

10月，随着抗议者与警方冲突的升级、运 动影响的扩大、众多意见领袖的支持，以及全球其他地方对占领活动的声援，主流媒体上关于占领华尔街的声音越来越多。这对于抗议者而言当然是好事，媒体的曝光度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运 动的存在。然而，抗议运 动本身其实并不需要主流媒体来延续。这可能与过去的社会运 动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别：人人都知道社会运 动某种程度上是媒体运 动;在媒体上的可见度越高，社会运 动的成功可能就越大。但那是在社会性媒介还没有出现的年代。在伊朗、阿拉伯世界和现在的纽约，用户自生产的媒介使得活动分子能够创造自身的公信力。

无论中外的主流媒体，如果自身不是社会性媒介的积极使用者，基本对新型社会运 动一头雾水。从开罗到纽约，抗议者做出了一个有意选择，把移动媒介与社交网络作为优先考虑。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社会运 动者放弃主流媒体，而利用用户自生产的媒介传播信息。

我们都知道，主流媒体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发挥着许多重要功能。它是拥有专业能力的信息源，让公众得以了解什么信息对于他们是重要的，并依此作出各种决定。如果这一职能被充分实现，那么它会赋予寻求社会变革的社会运 动以合法性，在这样做的同时，为社会运 动提供其赖以生存的核心资源——支持者。然而，从最近几年的社会运 动来看，主流媒体大多错失了报道机会，更加有意味的是，即便没有主流媒体的支持，这些社会运 动竟然还能够继续维持和增长。这就不得不归功于数字化工具和用户自生产的媒介所激发的力量。

在这些社会运 动中，活动分子在主流媒体不关注的情况下，互相传递自己的故事;在大众的支持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形成团结一致的情感;运 动成功的现实可能性似乎渺茫，然而这种情感所哺育的共同的使命足以促使活动分子展开行动。如果你想了解这样的故事/情感/使命的力量有多动人，只需看看占领华尔街运 动中那些“我们是99%”的网络自述 http://wearethe99percent.tumblr.com/)，普通美国人拍下自己的照片，自己讲述由于缺乏医疗、教育和体面的工作而罹受的不公。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听似悲惨的故事没有一个是病态的，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尊严：一种想要帮助朋友和家人的渴望，和一种那样的帮助被回报时的感恩。

或者，你也不妨看看中国网民发起的“墨镜·肖像”声援陈光诚活动，戴上一幅墨镜，或用一块黑布缠住眼睛，让身边的人帮您拍一张头像 http://ichenguangcheng.blogspot.com/)。恰如陈光诚所说：“人们常常会抱怨世道的不公、世道的黑暗，很少想想自己都为改变這些不公和黑暗都作了些什么?一个爱憎分明的眼光，一句公道的語言，都会是改变這些不良現象的力量源泉!”一个眼光、一句语言，看上去微不足道，然而汇集起来，却可能转变成长久改变的势能。

或许，60年代的活动分子会说，我们当年做的事情也一样：面对巨大的体制上的不可能，面对普通公众的漠不关心，一点一点构建社会 运 动。然而，有一样东西不同了：数字化工具给了我们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大的转变力。现在，使用个人手机，通过微博联系他人，这个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启动一次对话、一场讨论或者一个抗议的能力呈几何级提高。更好的是，我们终于不用受主流媒体的把门人限制了。

所以，新的社会运 动与新的媒介互动的一个铁律是，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新闻媒体往往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而结果只好报道它了。

不久以前，“新闻”还只意味两件不同的事——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在此环境中，判定一件事是否新闻靠的是职业判断。用克莱·舍基的比喻来说，新闻出口(这个叫法本身也证明了此前能够发布信息的机构的稀缺)的位置好象传说中的那个棒球裁判，他说：“有些投球是坏球，有些是击中，但当我判定之前它们什么都不是”。对于这种体制一直存在不满，比如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或是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未被报道或者报道不充分。不过抱怨归抱怨，在过去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当下在互联网上不断涌现出由用户自生产的内容，伴随着这些内容，每个用户都在成为信息出口。有人说，这样的信息出口的可信程度要低于像《纽约时报》这般历时已久的媒体。说得不错，然而说者没能懂得的是自生产、自出版的轻易程度，这意味着海量的信息出口。同一个想法发布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地方会有一种放大效应，能胜过较小数目的职业化媒介的观点。当然，这不是说单纯重复就能使一个想法变得正确;业余出版甚至比传统媒体更依赖纠错式论证。

这个变化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移动到另一种类型，而是新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这一切对主流媒体都意味着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说，主流媒体的困境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它们始终被推着生产每个人都想看的内容，所以娱乐八卦大行其道，所以国际新闻的预算被削减，所以收视率成为万恶之源。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系统强调报道新闻而不是发现新闻，他们只会关注越滚越大的雪球，从来不会察觉起于青萍之末的风。他们知彰而不知微，知大而不知小。近来所有的社会运 动都先于主流媒体而出现在网上，表明主流媒体的丧钟已然敲响。对主流媒体最大的打击将是：不论你说什么，你和我无关。

当我在微博上这样写下我在占领华尔街抗议中对新媒体与新社会运 动的观察时，一位网友评论道：主流媒体把我们当傻瓜一样愚弄，我们就把主流媒体当垃圾一样扔掉(@盘龙区信息技术教研室)。说得真好，就用它作为本文的标题吧。

1、你写过专栏文章《那个疯狂的乔布斯》，说他的最伟大之处是启动了PC，又颠覆了PC。你觉得乔布斯是怎样一个人，他与别的成功企业家有何不同?

也许，从来再也不会有一个企业家像乔布斯那样成功。他以只手之力，革新了六大产业：个人计算机，数字音乐，动画电影，智能手机，平板计算和数字出版。仅仅能成就其中一项，已非常人之功，更何况他还用后面开发的东西颠覆了前面的东西。

乔布斯是地地道道的硅谷之子，符合硅谷车库创业的神话，然而他也是硅谷再造之父。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硅谷与移动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今天，硅谷却成为移动革命的震中地带，这一切，只缘苹果开发了iPhone。iPhone和iPad一起结束了PC时代。老练的技术分析家蒂姆·白杰伦说，由于有了iPhone 和Android，硅谷再次成为引领技术趋势的圣地。“30年前我就开始研究硅谷，现在，我比当年更信心满满。我认为今后10年将会成为硅谷最激动人心的时代。”

所以，我在上面的那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与其说乔布斯的离去结束了一个时代，不如说他开启了一个时代;与其说他打造了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最有价值的技术公司，不如说他按照自己的想象重塑了硅谷;与其说他发明了一系列又酷又炫的消费电子产品，不如说他改变了人们同技术的关联方式，并引领他们走向一种全球性的数字文化。”

2、若乔布斯在天堂能收到短信，你会发一条什么内容的短信给他，请告知。

“这个世界充满了凑合和垃圾，是你给了我们优雅和精致。希望你把那个世界也设计得好一些。”

3、乔布斯有什么语录对你来说印象很深吗?

“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把它浪费在过他人的生活上……带着勇气，追寻你自己的内心与本能。不知怎地，你的内心与本能已经知道了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人。”

4、中国可能出现乔布斯吗?为什么?如果有，他可能是谁?

100年路线不动摇，100年不会出乔布斯。

2006年，《商界-中国商业评论》搞过一个影响企业家的文章推荐活动，我当时推荐的是乔布斯的《好学若饥谦卑若愚》，文章的题目来自乔的名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不过翻译得过于文绉绉的了，我现在宁愿把它直接译为“很傻，很天真”。试问，那么多中国人精且世故，他们中怎么可能出乔布斯?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乔布斯对高标准的毫不妥协的坚持，以及他对细节的魔鬼般的关注，都是做事不认真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更可况他还有对美感的“伟大到疯狂”的追求。并且，不要忘了，乔布斯会推销，真的推销。

5、你用过苹果公司的哪些产品?用户体验如何?

用过iPod，iPhone, iPad和笔记本电脑。苹果的产品，恰如乔布斯所说，处于“艺术和技术的交叉地带”。在体验上，它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习惯上的，它改变了用户听音乐、看电视和电影、读书以及获取新闻的习惯。二是感知上的，它简单、一体化、令人愉悦，非常符合乔布斯的哲学：把产品做得如此完美以至于用户无法拒绝。

6、若有的话，讲讲你与苹果产品的有趣故事。

我的孩子们都是苹果用户。10岁的大女儿会在iPad上打游戏、念书;两岁的龙凤胎末末和未未会跟姐姐抢着在iPad上涂鸦，也会用妈妈的iPod Touch听音乐、看录像、找游戏。

爸爸到美国访问几个月，和妈妈第一次用Facetime视频通话。未未问：“爸爸在哪里?”爸爸说：“爸爸在美国，美国在你脚底下，你拿挖沙子的小铲子挖，就找到爸爸了。”未未：“用小铲子挖~”她对着镜头直比划。末末则一个劲地说：“未未末末在小框里。”

在Facetime上，末末更对小框里的自己感兴趣。他也看爸爸的大画面，但没有未未那么目标单一，未未就是要看爸爸。

不过俩宝都已经把“Touch”发音发得很标准了，通常这样说：“妈妈的Touch呢?”;也懂得某一样东西“Touch上有”。未未还会说：“和爸爸Facetime一下”，不过那个M的音她还发不出来。

好学若饥，谦卑若愚

——苹果电脑公司首席执行官 史蒂夫·乔布斯

很荣幸和大家一道参加这所世界上最好的一座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大学没毕业，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离大学毕业典礼这么近。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三个我自己的故事，不讲别的，也不讲大道理，就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点与点的关系

我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只读了六个月就退学了，此后便在学校里旁听，又过了大约一年半，我彻底离开。那么，我为什么退学呢?

这得从我出生前讲起。我的生母是一名年轻的未婚在校研究生，她决定将我送给别人收养。她非常希望收养我的是有大学学历的人，所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一出生就交给一对律师夫妇收养。没想到我落地的霎那间，那对夫妇却决定收养一名女孩。就这样，我的养父母─ 当时他们还在登记册上排队等著呢─半夜三更接到一个电话: “我们这儿有一个没人要的男婴，你们要么?”“当然要”他们回答。但是，我的生母后来发现我的养母不是大学毕业生，我的养父甚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所以她拒绝在最后的收养文件上签字。不过，没过几个月她就心软了，因为我的养父母许诺日后一定送我上大学。

17 年后，我真的进了大学。当时我很天真，选了一所学费几乎和斯坦福大学一样昂贵的学校，当工人的养父母倾其所有的积蓄为我支付了大学学费。读了六个月后，我却看不出上学有什么意义。我既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大学是否能够帮我弄明白自己想干什么 。这时，我就要花光父母一辈子节省下来的钱了。所以，我决定退学，并且坚信日后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当年做出这个决定时心里直打鼓，但现在回想起来，这还真是我有生以来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从退学那一刻起，我就可以不再选那些我毫无兴趣的必修课，开始 旁听一些看上去有意思的课。 那些日子一点儿都不浪漫。我没有宿舍，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我去退还可乐瓶，用那五分钱的押金来买吃的。每个星期天晚上我都要走七英里，到城那头的黑尔-科里施纳礼拜堂去，吃每周才能享用一次的美餐。我喜欢这样。我凭著好奇心和直觉所干的这些事情， 有许多后来都证明是无价之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当时，里德学院的书法课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校园里所有的公告栏和每个抽屉标签上的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当时我已经退学，不用正常上课，所以我决定选一门书法课，学学怎么写好字。我学习写带短截线和不带短截线的印刷字体，根据不同字母组合调整其间距，以及怎样 把版式调整得好上加好。这门课太棒了，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艺术造诣，这一点科学就做不到，而我觉得它妙不可言。

当时我并不指望书法在以后的生活中能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十年之后，我们在设计第一台 Macintosh 计算机时，它一下子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设计进了计算机中。这是第一台有这么漂亮的文字版式的计算机。要不是我当初在大学里偶然选了这么一门课，Macintosh 计算机绝不会有那么多种印刷字体或间距安排合理的字号。要不是 Windows 照搬了 Macintosh，个人电脑可能不会有这些字体和字号。要不是退了学，我决不会碰巧选了这门书法课，个人电脑也可能不会有现在这些漂亮的版式了。当然，我在大学里不可能从这一点上看到它与将来的关系。十年之后再回头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非常、非常清楚了 。 你们同样不可能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要相信这些点迟早会连接到一起。你们必须信赖某些东西─直觉、归宿、生命，还有业力，等等。这样做从来没有让我的希望落空过，而且还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第二个故事：好恶与得失

幸运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喜欢做什么。我在 20 岁时和沃兹(Woz，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 Wozon 的昵称─译注)在我父母的车库里办起了苹果公司。我们干得很卖力，十年后，苹果公司就从车库里我们两个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20 亿元资产、4,000 名员工的大企业。那时，我们刚刚推出了我们最好的产品─ Macintosh 电脑─那是在第 9 年，我刚满 30 岁。可后来，我被解雇了。你怎么会被自己办的公司解雇呢?是这样，随著苹果公司越做越大，我们聘了一位我认为非常有才华的人与我一道管理公司。在开始的一年多里，一切都很顺利。可是，随后我俩对公司前景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最后我俩反目了。这时，董事会站 在了他那一边，所以在 30 岁那年，我离开了公司，而且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重心都没有了，这使我心力交瘁。

一连几个月，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感到自己给老一代的创业者丢了脸─因为我扔掉了交到自己手里的接力棒。我去见了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惠普公司创始人之一─译注)和鲍勃•诺伊斯(Bob Noyce，英特尔公司创建者之一─译注)，想为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说声道歉。这次失败弄得沸沸扬扬的，我甚至想过逃离硅谷。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有了一个想法─我仍然热爱我过去做的一切。在苹果公司发生的这些风波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我虽然被拒之门外， 但我仍然深爱我的事业。于是，我决定从头开始。

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事实证明，被苹果公司炒鱿鱼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好的事情。尽管前景未卜，但从头开始的轻松感取代了保持成功的沉重感。这使我进入了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 在此后的五年里，我开了一家名叫 NeXT 的公司和一家叫皮克斯的公司，我还爱上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后来娶了她。皮克斯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用电脑制作的动画片《玩具总动员》(Toy Story)，它现在是全球最成功的动画制作室。世道轮回，苹果公司买下 NeXT 后，我又回到了苹果公司，我们在 NeXT 公司开发的技术成了苹果公司这次重新崛起的核心。我和劳伦娜(Laurene)也建立了美满的家庭。

我确信，如果不是被苹果公司解雇，这一切决不可能发生。这是一剂苦药，可我认为苦药利于病。有时生活会当头给你一棒，但不要灰心。我坚信让我一往无前的唯一力量就是我热爱我所做的一切。所以，一定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选择爱人时如此，选择工作时同样如此。 工作将是生活中的一大部分，让自己真正满意的唯一办法，是做自己认为是有意义的工作;做有意义的工作的唯一办法，是热爱自己的工作。你们如果还没有发现自己喜欢什么，那就不断地去寻找，不要急于做出决定。就像一切要凭著感觉去做的事情一样，一旦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感觉就会告诉你。就像任何一种美妙的东西，历久弥新。所以说，要不断地寻找，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半途而废。

第三个故事：关于死亡

17 岁那年，我读到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总有一天你会如愿以偿。”我记住了这句话，从那时起，33 年过去了，我每天早晨都对著镜子自问: “假如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去做今天要做的事吗?”如果一连许多天我的回答都是“不”，我知道自己应该有所改变了。

让我能够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最主要办法是，记住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所有对自身之外的希求、所有的尊严、所有对困窘和失败的恐惧─在死亡来临时都将不复存在，只剩下真正重要的东西。记住自己随时都会死去，这是我所知道的防止患得患失 的最好方法。你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有什么理由不跟著自己的感觉走呢。

大约一年前，我被诊断患了癌症。那天早上七点半，我做了一次扫描检查，结果清楚地表明我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瘤子，可那时我连胰腺是什么还不知道呢!医生告诉我说，几乎可以确诊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恶性肿瘤，我最多还能活 3 到 6 个月。医生建议我回去把一切都安排好，其实这是在暗示“准备后事”。也就是说，把今后十年要跟孩子们说的事情在这几个月内嘱咐完;也就是说，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尽可能不给家人留麻烦;也就是说，去跟大家诀别。

那一整天里，我的脑子一直没离开这个诊断。到了晚上，我做了一次组织切片检查，他们把一个内窥镜通过喉咙穿过我的胃进入肠子，用针头在胰腺的瘤子上取了一些细胞组织。当时我用了麻醉剂，陪在一旁的妻子后来告诉我，医生在显微镜里看了细胞之后叫了起来，原来 这是一种少见的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治愈的恶性肿瘤。我做了手术，现在好了。

这是我和死神离得最近的一次，我希望也是今后几十年里最近的一次。有了这次经历之后，现在我可以更加实在地和你们谈论死亡，而不是纯粹纸上谈兵，那就是: 谁都不愿意死。就是那些想进天堂的人也不愿意死后再进。然而，死亡是我们共同的归宿，没人能摆脱。我们注定会死，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最好的一项发明。它推进生命的变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你们就是新的，但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也会逐渐成为旧的，也 会被淘汰。对不起，话说得太过分了，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

你们的时间都有限，所以不要按照别人的意愿去活，这是浪费时间。不要囿于成见，那是在按照别人设想的结果而活。不要让别人观点的聒噪声淹没自己的心声。最主要的是，要有跟著自己感觉和直觉走的勇气。无论如何，感觉和直觉早就知道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 他都是次要的。

我年轻时有一本非常好的刊物，叫《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这是我那代人的宝书之一，创办人名叫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门洛帕克市。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把刊物办得生动活泼。那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还没有个人电脑和桌面印刷系统，全靠打字机、剪刀和宝丽莱照相机(Polaroid)。它就像一种纸质的 Google，却比 Google 早问世了 35 年。这份刊物太完美了，查阅手段齐备、构思不凡。

斯图尔特和他的同事们出了好几期《全球概览》，到最后办不下去时，他们出了最后一期。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也就是你们现在的年纪。最后一期的封底上是一张清晨乡间小路的照片，就是那种爱冒险的人等在那儿搭便车的那种小路。照片下面写道: 好学若饥、谦卑若愚。那是他们停刊前的告别辞。求知若渴，大智若愚。这也是我一直想做到的。眼下正值诸位大学毕业、开始新生活之际，我同样愿大家: 好学若饥、谦卑若愚。

(2005年6月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不超过140字的微博能做什么?在作家贾平凹眼中，那不过是长篇鸿著不起眼的一个小段落。然而，老贾一条“圣诞节快乐”的微博，竟招来了16万粉丝和2000多条评论。吓得好静的老贾决定“再不使用”微博。

微博之初，连向来敏感的张朝阳也没有料到其威力，他把微博看作一个普通的互联网“标配”。随着新浪微博声名鹊起，当他意识到微博是“比游戏更可怕的东西”时，才长叹“一失足成千古恨”，和几大门户网站一起撒丫子猛追。

神马都是浮云的互联网时代，微博竟没有来去如风，反而星星之火燎原起来。张朝阳在2010年夏天点透了原因：微博的突然火爆非一日之功，乃互联网互动产品十年积累之大成。

目前，腾讯最新公布的微博用户数在两亿，新浪则达到1.4亿，再加上其他主要网站上的微博用户数，专业人士估计，不重复的微博用户已经有2.5亿，占全国网民数量(4.85亿)的半壁江山。

没想到的不止张朝阳，还有社会管理阶层，大概没有哪一位行政官员会料到，这个原以为QQ的交际工具(确实也有官员当作聊天工具)，竟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微博监督，成了网络问政的急先锋，方兴未艾。

技术进步推动政府监督，有了电话，便有了市长热线;有了拍照手机，老百姓拿来拍公车私用，这些还都是“点对点”传播。有了微博，传播变成了点对面，于是有了无处不在的互动，从上海大火到江西宜黄拆迁自 焚，从江苏溧阳卫生局长“开房”到“郭美美事件”，微博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它正以围观之力试图撬动根深蒂固的传统治理模式。

从社交工具到监督利器，微博只用了一年时间。看架势，这仅仅只是开始……

微博之力不可估量

——语出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微博

政府专门为微博建设发一个红头文件，这样的事情“有木有”?

还真有——6月27日，南京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对于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小时内或获得信息的第一时间进行微博发布。

这意味着，关注南京的人，今后只要在新浪微博上成为“南京发布”的粉丝，对于当地突发事件，就能在一小时内获得最权威的消息。

这可能是全国第一份针对政务微博下达的专门文件。如果有朝一日，微博长寿到可以列出一份编年史的话，这样的“第一”应该还是具有意义的——它标志着微博问政落地，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部分。

截至发稿，“南京发布”的粉丝数已经超过17万、微博数2000多条。

当然，这样的粉丝数比起新浪政务类微博粉丝状元“成都发布”来尚有距离。7月21日，“成都发布”的粉丝数量成功突破100万。百万并非最多，腾讯的广东公安微博粉丝已达400万，是中国目前粉丝数最多的政府网站。

行业分布上，官方微博以公安系统和党政宣传部门居多。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看来，公安系统面对危机事件高发地区，第一时间跟民众沟通是好事;宣传部门承担着信息发布与媒体管理的职能，微博成为在传统信息发布渠道之外的有益补充，有利于营造地方党政良好形象和提升公信力。

招惹眼球的不止政府微博，更有官员的个人微博。

今年4月，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截至2011年3月20日，全国范围内共有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微博问政”已渐成政府信息公开的新趋势。

官员开微博级别最高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张春贤的腾讯微博在开通十几天时间，便吸引了“听众”近30万。这位高官在开博第一天回复网民到凌晨2点。

人民网最近评选的十大官员微博中，紧随张春贤的榜眼是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

蔡奇是首个微博粉丝超百万的省级官员。7月2日晚，蔡奇现身腾讯微博，与网友交流互动。蔡奇在互动中提到“微博之力是不可估量的”，而政府机构开通官方微博的意义在于走进群众，最大好处是汇聚民智，最大作用是为民服务，最大变化是改善官民关系。

蔡奇将微博的好处归纳为几大项：一是让官员可以更直接地走进草根阶层，了解民生民意、民诉民求;二是可以加强政府与民众的互信;三是以低成本模式化解矛盾。他举例说，浙江每年大约有100万件各类矛盾，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果通过微博处理，能节省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微博成为中国官员的必修课

——语出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各级干部来说，会用常用善用微博，是当下时髦的利器。

7月1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2010年至少有155起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政府舆情事件占比达到60%，而个人舆情事件占到了14%。而官员舆情是个人舆情中的主体，占到2010年个人舆情事件总量的29%，排名第一。

高比例的舆情事件集中在政府与官员身上，不难得出结论：面对汹涌的舆情，社会管理者任何忽视推诿的态度都相当“鸵鸟”，掌握和运用微博，成了一门刻不容缓的功课。

浙江省委党校最近将“微博与领导工作”列入官员脱产学习班的必修课。去年下半年，北京市委党校已经开始为一些干部补习包括微博和MSN在内的新媒体技能。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课程表上，也有“提高因特网时代的舆论引导能力”、“提高网络领导力”等课程。

“不管是不是以党校培训的方式，微博已经成为中国官员的一门必修课。”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说，“微博的精髓是交流的去中心化，它使每个发言者在因特网上实现平等对话，这种交流方式的确在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

这位正部级官员在人民网微博上有近3万粉丝，微博300余条。

无需赘言，运用得当，微博完全可以成为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官民关系的润滑剂。当然，时下的政府与官员微博还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曾提出“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学会讲话，结果为上。如果以此为标准逐条对照数量众多的政府微博会发现，更多发挥的还是信息发布平台作用，而在与网友互动及解决具体问题方面，却少有突破。

眼下，微博最大的短板是诉求如何落实，如何更好地与实践对接。

“我们的微博暂不接受申(投)诉、举报受理，如要申(投)诉、举报，请通过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官方网站或各地‘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电话’进行反映处理。”广东工商微博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开通当天，第一条微博就如此声明。

这是典型的官腔微博中的一例。

“有数量、没质量”，是网友对政府微博的质疑重点。不少政府微博注册后要么鲜有人问津或发言寥寥;要么官方色彩明显，拒人千里之外。

复旦大学张志安博士认为，目前政府微博基本遵循“重报态度、慎报结论、再报进展”的原则，政府仍倾向于单向度发布信息，对于民众的质疑和询问，反馈还嫌不足。他认为，这种网络平台的搭建还需要现实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微博的作用。

微博问政的困惑也涉及官员——比如，他们在微博中如何平衡职务与个人身份之间的关系。不少官员在微博上发言谨慎，有的干脆关闭评论功能，有的热衷攀比粉丝数量。

大概，这是成长期的烦恼。

开还是不开，开了微博说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微博对官员的考验，不仅在话语方式，更是一种勇气。而微博一事，上升到执政理念，又何尝不是与时俱进的典型案例呢?

不管对微博持什么态度，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微博，已经用“微”力量，“撬动”了中国的官场生态。

从“为人民服务”到微博时代的“为人人服务”，微博这门必修课，各级政府和官员哪怕不考高分，最好也不要挂科。

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这是网络革命性的意义。

谁是下一个微博主角?

微博有其微妙之处。官方微博、官员微博、名人微博、草根微博等在微博舞台轮番上位，互相沟通、PK、博弈、联合，在只言片语里，在迅捷的转载评论里，有的力量被消减，有的则被扩大。一条微博可以是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也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庞大系统的命运。

历数2011年微博大事，可以看到种种力量在这个透明开放的平台上此消彼长。

最悲催的，莫过于“开房局长”——江苏溧阳市前卫生局局长谢志强。他和情人在微博上打情骂俏，商量在宾馆开房等秘密事宜，被广大网友当成直播片欣赏。直到记者致电谢局长取证，他方知上了代价最大的一堂课：原来微博是公开的。事发后他已被撤职。

微博网友们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的关注，也促成了日益成熟理性的公民社会形成。庞大的草根群体爆发出强大的影响力，跟随精英，随后超越精英。

今年年初的“微博打拐”由著名学者于建嵘发起，他开设“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倡议网友拍城市街头的年轻乞讨者，解救其中的被拐儿童。网友热情参与，将这场民间打拐行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引得公安部跟帖回应，不少地区警方也表示立即清查乞讨儿童。《人民日报》赞扬这是“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

3月份众多媒体在微博联合推出的“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计划，也吸引了网友、企业家、基金会的加入，目前筹到资金上千万。

付友莲是攀枝花的普通瓜农，“膨大剂”传闻让他的几万斤西瓜滞销，“要烂在地里”。5月23日，他发出一条求助微博，仅仅一周就被同情农民的网友转发六万多次，西瓜卖得一个不剩。

与此同时，“微博友”质疑食品安全、腐败、特权、慈善公信力等问题事件，引发社会舆论关注，成为民间挖掘机，推进甚至“逼迫”相关部门出面发言，答疑解惑。而不少企业、单位组织因此开通认证官方微博，积极面对公众情绪，处理公共危机。

中石化是2011年最早受到微博质疑的巨头之一。天价吊灯、天价茅台，附上确凿发票，被网络相继披露，及至后来的掺水油、豪华酒店事件，都借由微博这个“扩音器”，让中石化陷于舆论狂潮。4月25日，中石化宣布免去涉嫌贪污腐败的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的职务，以平事端。

接下来遭到狂轰滥炸的，则是炫富女郭美美以及中国红十字会。

21岁的郭美美，微博认证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因炫耀其拥有的玛莎拉蒂跑车和千万别墅，激起网络千层浪——“我们捐出的钱到底去哪里了?”尽管后来她称自己与红十字会无关，是虚拟头衔，网友们仍在质疑其巨额财富来源，发动大马力“人肉搜索”;而红十字会为了应对危机，到公安局报案，开通官方微博释疑，召开记者发布会……种种举措并不能完全平息愤怒。

知名博主石述思道：“网络恶意炒作博取的巨大眼球效应，以及背后深藏的中国公益组织诚信危机才是故事真正的主角。太多的黑幕有些令人窒息。”

上半年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多事之秋”，这个享誉中外的皇宫大院，屡次跻身微博排行榜的前三甲。错字门，盗窃门，私人会所门……网友不仅觉得故宫管理国家资产的能力欠缺，也怀疑故宫的文化水平。故宫官网在微博或道歉或澄清，与民众积极回应。

微博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演。当上亿的中国人都在这里抢着发言，一秒钟，就足以掀起新的狂澜，引发新的恐惧和狂欢。当谁都可能成为主角，你准备好了吗?

如何善用这把双刃剑?

一条微博只有短短几行，渗透性却极强。

上海谢耕耘教授有个好比喻：“一种传播媒体普及到5000万人，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机用了13年，互联网用了4年，而微博只用了14个月。”

每天都有新微博。这140字的游戏似乎让人欲罢不能，能上天入地，从时政聊到八卦。来看某网站微博首页近日滚动的热门话题：“姚明退役，杭州最美妈妈，快乐女声，京沪高铁故障，《变形金刚3》，假洋牌风波，帮助微力量”等等。

极具娱乐性，一部卖座电影《变形金刚》，一位退役的篮球明星姚明，一档选秀节目，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在谈论。

有好人好事，杭州妈妈吴菊萍，徒手接住不慎从10楼跌落的陌生女童，誉为“最美”;而一档民生公益节目“帮助微力量”与观众积极互动，你坐着看电视，就可以日行一善。

有公民监督。京沪高铁四天三起故障，引发网友对铁道部服务意识和技术保障的质疑。

有斥责鄙薄。“达芬奇”天价家具被揭露属于假洋牌，并非意大利制造，有网友调侃：“郭美美还没走呢，又来个达芬奇，生活每天都在看电影。”

……

微博带来信息快速传播和沟通，公开透明地推动公共事务，同时又兼具娱乐性。惜字如金的潘石屹、海归李开复、大嘴明星姚晨、台湾人气主持蔡康永等名人也是“微博控”。

政府机构、企业单位、医院、大学也纷纷成立官方微博，发布信息，提升人气。

6月1日，中国平安官方微博发起了“一次转发一瓶水”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参与者每活动微博一次，中国平安即向旱区的平安希望小学捐赠1瓶饮用水。截至6月15日活动结束，微博转发超过23万次。

政府的微博也如雨后春笋。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年初的一次会议中，就号召领导干部带头开微博，不做网络“菜鸟”，通过网络了解民情、汇集民智，使网络民意能够在领导决策和政策执行当中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微博对个人隐私的人肉搜素，对谣言不负责任的转播，以及信息碎片带来的快餐式阅读，又让人不无隐忧。

42岁的凤凰新媒体CEO刘爽曾说，微博是个屁!

此言一出，板砖四起。凤凰网编辑不敢删掉一条骂帖，因为刘爽认为观点的交锋才是网络的王道。他认可微博的生命力，尤其微博代表民众和政府对话，消除话语不对称空间，对历史的推动力巨大。“但微博只有140个字节，在微博里产生不了逻辑，没有事实，就是口水，就是观点。如果你有个孩子，让他看大量口水的话，对他知识的获取，对他逻辑思考能力的建立是极为有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依然坚持‘微博是个屁’!”

不过，凤凰网仍然配置了微博。CEO的个人情怀让位于网民需求。

皇能太阳能董事长黄鸣也在博客撰文，微博使人脑“沙漠化”。“如果文化是浩瀚的大海，博客就是海边的贝壳，微博就是海滩上的细沙。当我们日益沉浸在140字的微博盛宴时，我们可能在创造一个文化的沙漠，我们用微博淹没一切的同时一切也会被微博淹没……”

微博已经改变中国人的交流传播方式，但微博也只能是微博，容量和深度都有限。我们的消息平台、阅读态度、思考习惯乃至公民抱负，如果只是经由一个限发140字的新发媒体造就或者宣泄，只能反证这个民族的孱弱。

对“微”力量正视不回避、善用不滥用，既知其利也知其熵，小小微博客，方能体现泱泱大国的智慧和气度。

“微”传播“微”力量

微博被推选为年度最值得尊重的媒体。

你手写的一条信息，经过千万人的传播，反响能超越“新闻联播”头条。在2010年舆情热度靠前的50起重大舆情案例中，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总数的22%。政府对微博的重视、管理与引导，将成为考验其当前执政能力的必修课。

作为全新的网络交流平台，微博在中国从何发端?走向何方?

在这个公信力尚显孱弱的时代，微博有何作为?各方力量如何博弈?

当突发事件被“微”传播急剧放大，管理层怎么认识、驾驭“微”力量?

……

毫无疑问，微博正在成为撬动中国的一个微小杠杆，具有造成飓风和海浪的蝴蝶效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及我们身处的世界。微博当前，正视而不回避，善用而不滥用，知其利亦知其熵，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功课。

微博改变中国

一条微博可以是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也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庞大系统的命运。历数2011年微博大事，可以看到种种力量在这个透明开放的平台上此消彼长。

微博，正在成为撬动中国的一个微小杠杆，具有造成飓风和海浪的蝴蝶效应。

美国《纽约时报》称：“微博改变了中国人获取信息的方式……是一种能观察中国在发生什么的实时民意调查系统。”分析人士还表示，微博并非一种激进主义，而是一种自由表达。加拿大某报则形容，“中国微博正从单纯的社交工具，变身成为舆论监督利器”，参与并且影响着整个世界。

在发生巨变的国际传媒环境中，微博这种人性化的媒体使平民和政府平等对话，在名人和粉丝之间架起桥梁，绕过各种出版媒介，而让碎片式的信息迅捷传播——哪怕再弱小的声音，都可能被扩大到无穷倍，进而震撼世界。

微博是一场平民狂欢。普通人从接受者变成了传播者，在微博上即时直播突发事件，从去年甘肃舟曲的泥石流到今年北京大雨，都不漏过;凡人也可变身达人，比如广州的微博“冷笑话精选”拥有粉丝488万，人气仍在攀升。

微博制造光荣和阴谋。慈善家、落难者、“雷锋”同志或者无名英雄等等，总能在微博上一呼百应。同时网络推手们也在微博里寻找人和事，作为情绪的发泄点;而营销者们则借助微博不断炒作，制造事端。

微博让高高在上的官方机构放低姿态，与公众沟通。很多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微博发布信息、了解民意。据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统计，截至2011年3月20日，全国范围内共有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已开通政务微博的地域几乎遍及全国。管理者们以此为工具，公开信息，澄清谣言，应对危机。

微博在中国悄然兴起，迅速壮大，衍生“全民记者围观中国”之现象，在推动公民社会成熟的同时，也锻造了一把藏着锐和钝的双刃剑。

今天你“围脖”了吗?

“刚在跑步机上走了半小时，出了一身汗，感觉不错。有两个多星期没跑了，要是能坚持效果应该不错。”这是新浪CEO兼总裁曹国伟的第一条微博，2009年9月14日傍晚从手机上传，当时新浪微博刚刚兴起，内测一个月。

这条略显平淡的微博，转发3次，评论34次，之后掀起了互联网各大网站新的浴血鏖战，成为网络新的激情和生命力来源。不到一年，新浪微博已经风云突起，傲视群雄，成为社会最热门话题。而曹国伟本人因此获得2010年度“十大华人经济领袖”名号。

2010年4月6日，凤凰网微博开始邀请内测。至此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网五大门户已经先后推出微博产品，微博人气迅速超越博客、论坛，大受青睐。

同为新工具，各大网站的微博口号并不一样。

新浪微博是“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儿”，记录精彩，记录生活，限定140字;腾讯微博则很亲民，“你的心声，世界的回声”;网易微博专注个性化，要做“有态度的微博”，让每个人都成为中心、做中国脉搏;拥有国际化视野的凤凰微博期望“点滴生活，精彩世界”;搜狐微博继续发展名人战略，张朝阳亲自上阵，并且邀请赵本山、李连杰等好友加入，把“来搜狐微博看我”的大广告印上了北京、上海等都市公共汽车……

微博用户呈现井喷式增长，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预测，“微博用户的爆发性增长将出现在2012年～2013年左右，市场将在2013年进入成熟期。”

报告指出，眼下，微博的当务之急是探索成熟的产品运作和盈利模式。

微博如何盈利存活?对此，中国微博的始祖曹国伟显得淡定，近日接受CNN采访时，他表示，截至4月底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达到1.4亿，目前仍在快速增长，新浪“首要任务是做好产品并扩大平台”。最新报道则称，新浪微博将在第三季度向小规模用户推出虚拟货币“微币”，这个盈利渠道是否畅通，仍有待观望。

腾讯微博事业部总经理邢宏宇透露，截至5月，腾讯微博用户数量已超过2亿。“但今年腾讯微博依旧不考虑盈利的问题，仍将把提升用户体验放在首位。”搜狐张朝阳也坚称搜狐微博“暂不考虑商业模式，将继续抢夺市场份额”。

作为微博“鼻祖”的美国Twitter公司，成立于2006年，至今仍没有核心的盈利模式。它以“what’s happening”为口号，允许用户发送每次不超过140字的即时信息，向商业用户收费来获取营收。和国内微博不同的是，Twitter仅仅审查客户散发的广告信息，并不限制暴力、诽谤、色情等言论的上传，而国内投入巨大的成本来审查原创微博，如新浪的自动监控系统，分区域、等级进行不间断检测。

此外，新浪、腾讯等主流微博平台有个心照不宣的共同点：微博暂时不可注销。这说明各大门户的微博用户将只增不减，竞争愈演愈烈。

伴随新科技在网络平台的高频率运用，或许微博将不断完善历久弥新，或许会被“小博”、“中博”之类的新传播方式完全淘汰。

明天不可预测，今天，你“围脖”了吗?

提要:“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闻发言人同样面临知情权不足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应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在“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创造了“名言”——“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的王勇平8月16日被终止了长达八年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生涯。

在铁道部那场引发舆论哗然的发布会之后，同为中国部委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成员的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委婉批评他在那场发布会中“职业性的微笑”以及诸多技术细节。王旭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愿更多提及在公开信之后他和王勇平的私下往来，而是审慎地表示：我宁愿相信这是正常卸任，而不是一种惩罚。铁道部也随即声明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并很快宣布王勇平将奔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

非典之后仓促上马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迄今已有七年，王勇平的离去，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知情权越来越敏感的公众和这一制度之间的“七年之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是套用一句官话，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日益增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闻界的知情需要和有限的新闻发布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任，显然不是一个发言人能够承担的。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8月23日下午2点，国务院新 闻 办召开各部委新闻发言人调研座谈会，其主题为“总结近期新闻发布会的教训，交流各个部门新闻发布会体验，提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建议”。

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

王勇平被停职之后，舆论风向发生了微妙的逆转。有记者回忆说，“在我驻京期间经历过的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里面，他(王勇平)还算敢于说话的一个……发布会上力求答问通俗易懂，会后并不像很多发言人一般，在现场工作人员保卫下躲进休息室或从旁门溜走，而是尽力满足记者们的要求，在会后接受记者们的簇拥提问”。

不少记者也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王勇平是一个很好找到的新闻发言人，打电话基本会接，回答问题的内容先不论，起码都会回答，而这对于记者们来说已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有记者抱怨“跑了三年司法部，从来没有见过新闻发言人”，也有人说“有些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倒是开了，发言人也回答了提问，就是会后一个电话打过来，提问的内容一律不发”，更有记者本来已经联系好和部长的专访，但是提纲在发言人这里卡了壳，理由是“你怎么能问部长这些问题呢?!”

最高院原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在记者圈中同样口碑甚佳，即使最高院前副院长黄松有被双规这样的敏感事件，记者也能在当天从他那里获得确认的消息，发布会上他也大都会回答记者的所有提问，从未要求“会后提问不能发表”。他对王勇平那场新闻发布会颇为同情，“我都可以设想他开会前的情形，匆匆忙忙赶过去，下了飞机有短暂的时间听一些汇报，然后就是发布会了，那么多镜头录音笔对着你，准备又不充分，心里没有底，效果不可能会好”。

黄毅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有些部门拿新闻发言人做挡箭牌，“新闻发言人说好了，领导满意。说得不好，领导不但不满意，甚至有的还受处分。”在他看来，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首先面临的是发言人自己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这一前提。黄毅官至副部级，又是党组成员，对安监总局总体状况熟悉。但有些部门发言人还进入不了单位的党组会议，对于重大事项以及决策过程并不清楚，“造成发言人对外只能讲表面的东西，再往下讲就无法深入，不知更深的背景。我认为，应该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不是党组成员的，应该作为特例，让他们列席本单位党组会议”。

在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时，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是王勇平的老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有制度没有明确如果发言人隐瞒事实要不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罚则，谁都会趋利避害，但说错了有这样那样的处罚等着我，那大家肯定也会倾向于不说”。

建立专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王勇平离职之后，这一批个性鲜明的发言人，从王旭明到原环保总局的潘岳、国家林业局的曹清尧等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公众熟悉的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虽然还在任上，但是已经很少露面。

只有黄毅还较为活跃，也维持其一向活泼犀利的风格。他曾向国新办提过好几次，要建立新闻发言人条例，既规定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标准，也对新闻发言人进行保护，“出现失误应实事求是处理，应该允许犯一些小的失误”。另外，“有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很久都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认为这个也应该规范，应该发言而不发言的也要处理。”

倪寿明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发布会或者与记者的互动遭受过领导批评，但是他也承认，“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情况，主要领导的态度决定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活跃，如果主管领导对这一块热心有兴趣，那机制才会比较流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和常务副院长曹 建 明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在他上报表示要建立最高院和省高院两级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肖扬很快批复“加快进度”，反而是他自己的工作安排拖了半年，一直到2006年9月才真正建立。而现有的最高法院发言人能将新闻发布会改为定期召开，也显然是得到了现任领导的支持。但是对发言人来说，肯定是和媒体接触越多，越有可能增加“犯错”的机会，因为“如果每句话都要领导批准，那么要发言人来干什么?”这也必然会给发言人增加诸多压力，王旭明卸任时，毛群安就曾经给他发过短信：“你终于逃出苦海了!”

美国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主任曾经向王旭明介绍他们判断新闻发布会是否成功有三个标准：一是看记者报道情况;二是看这种报道是否符合我们预期;三是看多少人来参加，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通过网上实录了解发布会的内容，而不愿意来参加新闻发布会”。这对于还长期担忧面对“闭门会”和“新闻发纸会”的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显然不能仅仅把抱怨不满推到某个具体的新闻发言人的身上。

胡泳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整体制度的一个附属品，因此只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做改进完全是治标的问题，不会有太大效果，“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的信息公开问题”。而一个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分歧是：“作为新闻发言人，你到底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王旭明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反复强调：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得到授权的，他能公布多少，取决于他得到了多少授权;倪寿明也一直解释“信息公开绝对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做到的”;而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十年的黄毅的回答是两面兼顾：作为新闻人应该遵循新闻规律，作为发言人应该代表政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当我们看到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就说他有个性的时候，“其实正好反衬出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对新闻发言人的制约”，他用了电影《肖申克救赎》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被体制化的。

纵览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官衔，统统由类似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这样的职位担任，或者甚至由部委的副部级领导兼任，以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同样是“黄埔一期”的培训老师之一，在他看来，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史安斌说，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黄毅也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应该开始逐步探讨实行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而使新闻发言人能够在他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