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秋之夜年度“好声音”的产生，陪伴观众走过一个夏天的《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终于落幕。它异军突起的同时也迎来了大量的质疑，其实所有的质疑都指向一个问题：假草根、真商业…

主办方“假草根、真商业”的玩法把屌丝看蒙了

任何节目，每一个看客都有自己的心理需求

《中国好声音》的火爆不是没有道理，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称“唱得挺好，比超女唱得好，曲调比超女好、歌词比春晚好”。但节目从荷兰进口，基本格式也是外来的，总体形式上，它是假草根、真商业。

好多屌丝群体没有看到这一点，认为这是一个属于屌丝的励志舞台。同样好玩的是，从超女快男选秀到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的民主从娱乐开始。北大胡泳教授曾评述，“在娱乐社会中长大的年轻一代，从社会时事中所获得的认知远远少于从娱乐中所学到的东西，致使他们无法观察自己的生活和政治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从这点上讲，“中国的民主从娱乐开始”论调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中国基数庞大的屌丝群体在生活中很难感受到公正，因此向这档节目寄托了太多的公正需求

不仅中国好声音，中国大部分选秀节目，都“利用”了庞大的屌丝群体。当然，这种“利用”是中性的评判，并无好坏之分，但游戏玩到最后，屌丝们却认真起来了，非要跟主办方较真，这时候就有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

《好声音》刚开始，就充分了利用了草根这一元素，让节目流淌着平凡人丰富的情感和对梦想的执著追求。正因为此，坚持通过歌声赢得自信和尊重的“哈尼王子”李维真，台湾盲女歌手张玉霞、背负工友梦想而来的航天科工云杰，这些有血有肉有故事的人走进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里，也引发了屌丝群体的共鸣。甚至到了最后，屌丝群体还认为金志文是很一个很好的草根励志故事。

正因为看客里面屌丝基数庞大，人群最多，因此到了最后，多亮被指靠刘欢走后门、丁丁遭杨坤潜规则、金志文与杨坤私交不错、王菲暗助“小窦唯”梁博夺冠、票数为何不公开等等诸多怀疑就出来来，而这些怀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渴求公正。

中国好声音就是一档商业节目，在商言商就对了

商业选秀不是选圣人，廉价道德大棒不能乱飞

一档商业选秀栏目，再一次激发了中国人的道德G点，对别人的道德评说、私生活的偷窥心理，看来成了国人经久不衰的热爱。好声音也不例外，李代沫被“男友”曝光性取向，如果这是真的，除了苛责他男人不道德之外，李代沫何辜。而李代沫惨遭淘汰，网友曝光说是因为同性恋身份曝光影响了发挥。因为此前，一位名叫“一颗卤蛋”的男性网友上传了他和李代沫的亲密照以及两人的短信，并称李代沫是“我之前的男朋友”，感情特别好，李代沫火了就跟他分手了。最离奇的是，还曝出了关喆和毛宁关系暧昧，黄勇曾卷入孙楠离婚门等故事。

当然，如果这些主办方的刻意炒作，那么更该谴责主办方的无良了。

中国好声音变“好关系、好故事、好生意”

《中国好声音》前晚的“收官之战”直播了近五个小时，梁博最终胜出，获封“年度中国好声音”，与此同时，“好声音”第一季节目也正式画上了休止符。不过，随着“好声音”的一路飘红，由“好声音”衍生的各式话题也纷纷扰扰未曾停歇，外间戏言《中国好声音》除了是名符其实的“好声音”，还是“好关系”、“好故事”、“好黑幕”、“好生意”、“好广告”……

“好关系”

《中国好声音》还是盲选的时候，便有流言传出，称能从几千位候选选手中成为刘欢、那英、哈林以及杨坤的学员，其中必定少不了很多关系户。在“好声音”16强甚至4强产生之后，“好声音”其实是“好关系”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比如多亮是那英组的四强，却传其已经签约了刘欢;丁丁和自己的导师杨坤传绯闻;有传关喆、金志文和杨坤的私交很深;就连梁博夺冠，也被传是王菲“垂帘听政”，指派好友那英令其夺冠，网友揣测因为梁博很像年轻时的窦唯。

“好故事”

是要纯粹的“好声音”还是“好故事”?“好故事”是为“好声音”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这在《中国好声音》盲选开始，便是大家争论的焦点。而随着赛事进行，“好声音”背后的“好故事”遭遇网友吐槽，比如徐海星被爆身份造假、混夜店、与大叔谈恋爱;李代沫遭“前男友”曝光“床照”;吉克隽逸也遭质疑身份造假，装穷博同情等。

徐海星贩卖身世?

徐海星，一个长相貌似“阿拉蕾”的成都女孩，用父亲去世的故事煽情，惹得无数人怜爱。但与阿拉蕾一样的可爱的面孔下，却隐藏着比海还深的故事。在大功告成地进入刘欢组四强之后，被网友爆料她贩卖身世，欺骗大家感情。

一开始，徐海星便被质疑用去世的父亲炒作，博取同情，在她取代人气选手李代沫进入刘欢组四强之后又引发了诸多质疑，甚至被网友深度人肉，徐海星被指没有外表表现得那么单纯，不但染黄发、混夜场，还与相差20岁的成都音乐房子创始人之一的李健相恋。

吉克隽逸装穷?

吉克隽逸无疑是四位导师评价最高的学员，她落败之后，连姚晨都发微博称可惜。不过在网友人肉下，关于吉克隽逸的各种爆料层出不穷。

其一，吉克隽逸很早前就是某网站的VIP模特，曾化名王隽逸参加“快女”比赛，而当时她的PK对手竟然是曾轶可。其二，吉克隽逸皮肤本来没有那么黑。从吉克隽逸以前参加“快女”的视频看到，她当年并不是像现在这么黑，而她在“好声音”节目中的说辞与视频不太相符。其三，吉克隽逸脾气大。当被问及有关男友的问题时，吉克隽逸当场发飙大爆粗口称“关你屁事”。其四，吉克隽逸自称山里的孩子，但全身名牌让人很难相信所谓的质朴是真是假?有网友爆料吉克隽逸身世背景造假，她打小跟着母亲生活，是因为她其实是某富商的私生女，而她的男友也是个富二代。

更有网友爆料称，这个大山走出来的“黑妞”过着奢侈的生活。网友根据吉克隽逸一张照片里的名牌包包、围巾算了一笔账，她当时的一身行头就价值人民币48000元以上。

对于2009年“快女”选手谈莉娜爆料其是晒黑的，吉克隽逸直言：“我是天然黑，大家可以看看我小时候的照片。”至于那张一身名牌行头的机场照，她澄清道：“大家都误会了，那些东西不都是我的，也有的是我的朋友的，当然，按照我唱酒吧的收入，是买得起名牌包的。”吉克隽逸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事，没什么好怕的，“我为我的努力感到骄傲”。

“好生意”

7月13日，《中国好声音》第一期开播，在全国42个城市的收视率达到1.5%，《中国好声音》一夜爆红，据知情人爆料，节目背后有着高昂的制作费。该节目对外播出打包售价高达8000万元，仅仅刘欢、那英等四位导师的费用就高达2000万元。不过8000万高昂售价的“好声音”除了广告赚翻了，灌录彩铃以及学员的出场费高达30万，“好声音”很快翻本成为一门“好生意”。

导师学员分成彩铃收入

本届《中国好声音》后半部分的优秀学员，签到星空传媒旗下经纪公司的人员已近50人。陆伟透露，将采取让有能力写歌的人走创作路线，或让适合的学员组成组合再亮相的模式来运作。而对比较优秀的学员，则会陆续给他们出个人专辑，并通过演唱会、音乐节、音乐盛典、颁奖礼等多种形式持续推入市场。

据了解，学员的收入还有一部分来自节目组与外界合作的彩铃下载，有业内人士估算，这个市场超过3亿元。节目宣传总监陆伟透露，节目组与明星导师采用的是新型合作方式导师对自己所属学员彩铃收入按比例分成。学员市场反响越好、下载量越大，明星导师收入越高。

广告创下15秒116万元的天价

自播出以来“好声音”就连续创下超高收视率，而商家们投放广告的诉求也接踵而来，此前曾有消息称“好声音决赛夜”的12条广告位拍出了1080万元的总价，其中最高广告价位是15秒116万元，创下中国广告单条价格之最。

来找节目做广告的人越来越多了，从最开始的每条15秒广告15万，到之后的20万、35万，直到目前的每条50万，随着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广告，节目的收益也是直线上升，就连浙江卫视的广告负责人也表示，“每天来找我们的人都太多了，我们只能婉言谢绝，因为我们真的播不下了。”据浙江卫视工作人员陈伟介绍，“好声音”插播广告创下15秒116万元的天价，目前广告创收已超过1亿元，而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涨。

商业有其自身逻辑，从这点看，中国好声音是娱乐与商业的双赢

公众从来都不是傻子，一个节目走红自有它的道理。好的精神产品只有走进人们的内心，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中国好声音”就是一系列环节生产出的“文化产品”，“公司”的发言人、HR兼PR，是从前名不见经传，但之后蜚声圈内的华少——他经常以令人费解的语速和VC、投资人进行沟通，并了解每个员工的幕后往事。他们的员工，那些生产者，都是百里挑一的种子选手。他们和他们的产品、故事，被放大、包装，在投放市场的时候，为“公司”带来更可观的利润。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曾经是老师、乐坛一姐、能说会道的歌手兼主持人，在这家“公司”里，他们就是生产线上的“产品经理”。这家“公司”的聪明之处在于，绑定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产品经理不遗余力地选择和训练员工，并向市场投入产品，公司高层则开始利用市场的狂热需求进行进一步融资。他们甚至正在尝试“股份化改革”——成立新的经纪公司，将产品经理、员工与高层的利益链绑定，出产专业的员工和更多的产品，并将所获利益分摊。因为有好项目、好创意、懂包装、会用人、精制作、玩大牌，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妙极了。在登陆市场后，这家公司创造了最高11.39%的收视份额。

既然是商业节目，那么本质上并不承担“振奋歌坛”的作用

吴莫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梁博是“庸常”代表

扬子晚报记者张漪写了一篇文章，中肯而又不失独见。他称在决战表演到一半时，他就已经预测到梁博会得冠军。他称“那是激战氛围凝成一种综合信息被我捕捉到后，所做的职业判断。”但他仍旧把他的票给了吴莫愁。

《中国好声音》事实上只是一档非常优秀的电视节目，它在本质上并不承担着“振奋歌坛”的作用，它的好看之处在于用一种温暖而明亮的人性方式，与观众达成情感沟通。“音乐”之外的内容，并非它的主要追求。

但是，由于极高的收视，“好声音”被不同的人赋予不同的愿望，例如扬子晚报记者张漪，关注歌坛的他，就下意识地希望它能给死气沉沉的内地歌坛带来一股“破坏力”，让它能够打开窗，荡涤霉味。而吴莫愁具备这种力量。她是诸多内地年轻音乐人才的未成名代表。目前很多成名音乐人制作的音乐早已不能够满足听歌者需求。乐坛太需要一个“妖魔”般受关注的怪咖，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的音乐不应该只是那些老一套!所以，扬子晚报记者张漪投票给吴莫愁，这代表着他对这个行业的期许。他自己也当然也知道，梁博像另外一个汪峰，像另一队旭日阳刚的歌手，才是许多普通老百姓对于音乐的最日常的满足。http://ent.sina.com.cn/y/2012-10-02/09153757035.shtml

走到现在，中国好声音会不会昙花一现

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文关怀还很稀缺

一档有持久生命力的节目，不仅要好看，还要通过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文关怀。因此，草根牌也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好声音并没有利用好这张牌，尤其徐海星的故事，对好声音破坏力极大，还有吉克隽逸是否装穷，栏目组都没有做很好的回应。

在节目热播的同时，也有人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和意见。他们中，有人批评部分选手存在身份和故事造假，有人质疑专业选手和业余歌手同台竞技是否公平，有人则担心优质学员资源枯竭导致节目难以为继。在充分肯定《好声音》的同时，业内也在质疑：第二季的《好声音》还能持续这样的火爆吗?高投入高产出的制作和播出模式会否难以为继?它会不会也像中国其他几档曾经非常成功的电视综艺节目一样，盛极而衰，甚至昙花一现?

电视综艺节目也有“七年之痒”，好声音如何跨越障碍

从一枝独秀的《超级女声》到帮助都市男女寻找真爱的《非诚勿扰》，再到街谈巷议的《好声音》，短短7年，热播节目繁荣了中国电视屏幕的内容表现，将观众带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新世界。而与此同时，也带领中国电视综艺节目走过了风光无限、却又备受争议的7年。

4至5年是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生命周期，许多成功的节目都没走出这个盛极而衰的怪圈。选秀类节目曾引发全民热潮，但这类节目终因路子越走越窄、沦为娱乐流水线产品而难以为继。好声音估计也不会例外。

结语

一档娱乐节目，屌丝们太认真，反过来伤了自己，不好玩…

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个突出的变化，即“意见领袖的民主化”。甚至可以说，在网上，凡是持续提供信息和意见的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凡是有志于成为意见领袖的人，只要付出足够努力，就可能在网上成为意见领袖。

从当下中国的现实来看，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言论空间，“意见领袖”不是一个个而是批量产生，特别是在微博上各显其能。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分析，网络名人的批量涌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和官方媒体主导新闻宣传和社会舆论的格局。

微博，作为一种后起的信息传播工具，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影响到意见领袖的作用。

第一是快速化。

微博代表着互联网发展的新动向。传统媒体都有一个新闻周期的问题，比如报纸，新闻主要以日计算;比如电视，新闻主要以小时计算;而微博几乎不受新闻周期限制，属于即时网络。在瞬间，信息即可传递出来，传统媒体无法望其项背;同时，信息量的密集程度，传统媒体也无法与之比拟。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电视研究著作《关于电视》中，曾经提出过“快思手”的概念，批评电视制造了一种“快速思维”。他认为，受收视率影响，也屈服于紧急性的压力，电视培养了一批“快思手”，他们以“固有的思想”进行论证，也正因为平庸普通，所以他们总和接受者轻易就达成了共识。

在微博上对时政问题发表意见时，为了适应微博的速度，意见领袖被迫成为“快思手”。并且，中国处于矛盾与冲突多发的社会转型期，各种事件如走马灯般应接不暇，因而存在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驱使已负盛名的意见领袖不断对新的事态发展发表看法。由此，在微博的时间限制之内，意见领袖们能否真正深入思考，并说出一些有见地的见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考验。

微博的第二个特点是碎片化。

以前的媒体传播信息是从中心到边缘，比如说某地发生突发事件，媒体派记者前去采访，然后刊登见报，众人传阅，网络转载，首发的媒体就是这个“中心”。但现在，很多突发事件的现场恰恰可能会有微博用户，他们可以即时传递信息，也许某个此前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人，突然就成为信息的中心，产生瞬间最大影响力。这个人未见得可称之为意见领袖，但他或她的确能在彼时彼地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在突发性事件中，通常来说，公众还是更信任长期履行信息过滤、引导职能的“领袖”类人物，因为这类意见领袖有踪迹可循，有过往形成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也有可见的专业资格。比如，如果发生了一起重大法律案件，那么，在微博上比较活跃的律师，因其责任感、正义感强，社会地位和专业程度较高，与媒体联系也比较密切，很容易成为该案件当中众望所归的意见领袖。

在事件过程中，意见领袖承担了“解码”的功能。意见领袖不仅仅传递事实，更重要的是，还要对事实加以评论和阐释，这时，微博的碎片化特性会对思维产生很大影响。在微博上传递的信息，来源比较广泛，内容时常杂乱无章，更有甚者，信息的真假也难以分辨，这些对意见领袖的信息加工能力、独到的观察与判断能力以及去伪存真的甄别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可以说，一个不会“解码”的人不可能成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

微博的第三个特点是直接化。

直接化，顾名思义，就是消除了中介。在这里，“消除中介”的意思不是说意见领袖的信息中介作用消失了(“意见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某种“意见经纪人”)，而是说，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具有易接近的特点。换言之，他或她应该是“粉丝”能经常接触到的。这和布尔迪厄谈到的电视上的“快思手”还有所不同。观众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专家侃侃而谈，但在现实中要想和专家发生直接接触则几乎不可能。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媒体的演化，易接近性已不再是问题。微博解除了“不在场”状态下主体间直接互动的诸多限制，使得追随者与意见领袖的“零距离对话”成为可能。

由于微博意见领袖与网民容易形成呼应，他们针对社会热点、公共事件发表言论时，其观点往往影响大批粉丝和舆论走向，甚至改变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走向。这极大地增强了意见领袖的号召力。然而，与此同时，随着意见领袖越来越从幕后走向台前，完全暴露于舆论“包围圈”之中，他们也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迎接没有遮挡的挑战。

很多意见领袖对微博的直接化特性认识不足。他们可能由于此前追随者众而保持较高的心理位势，但在传播手段一再被颠覆的情况下，如果自诩为精英者还以传统方式进行形象管理，甚至意图作秀，他们可能会遭遇被先前的追随者从“佛龛”上直接掀翻在地的命运。意见领袖在微博时代不是牢不可破的，有些时候，崇拜者转眼间就可能成为激烈的反对者。

另一方面，由于粉丝的影响，人们又容易将自身群体的代言人神化，以致形成对此一代言人无所不能、永远正确的盲目迷信，甚至用语言暴力去攻击另外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网民。还有人根据粉丝数量的多少来判断意见领袖的高下，忘记了真理本身与人多势众无关。

生活流是一种更加直观有用的组织我们的数字化生活的方法，不仅是因为过去和未来都可以以Timeline的形式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更是因为屏幕的中心是“现在”——而“现在”是互联网真正在乎的东西

在20世纪最后几年产生的所谓“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比如，新媒体具备了一种可能性，让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上获取内容，并围绕这些内容彼此互动、参与创造和形成社区。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新媒体在媒体内容的创造、出版、分发和消费上造就了“民主化”与“去中心化”。

或许对于新媒体的如上特性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然而新媒体从最早的论坛、博客发展到后来的SNS和微博，在形式上也不断推陈出新。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叶，人类在媒体形式上创造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它的意义深远，潜力不可限量。

2006年9月，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开发出一种叫做News Feed的东西，这是一种能主动把用户主页上的变动向所有好友广播的内置功能。学生们再也不用把时间花在转来转去检查朋友的主页更新上了。现在他们只需登录Facebook，然后就会看到News Feed：一个类似18世纪社交界新闻公报的页面，上面列出了所有好友的最新动态，全天不停更新。用扎克伯格的话来说，就像是“一股由生活中发生的点滴事件汇聚而成的涓涓细流”。

Facebook的用户在扎克伯格刚刚开发这个功能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经常地、实时地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但是当自己身处这种无处不在的信息中时，他们觉得十分有趣甚至流连忘返。这是什么原因呢?社会科学家给这种不间断的网络联系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环境知觉”(Ambient Awareness)。

每条小的更新，每一条单独的社交信息，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十分平庸的。但若假以时日，当它们汇集起来，这些小片段就渐渐接合成一幅细致得惊人的、描绘你朋友或家人生活的画卷，就像成千上万个点构成的一幅点描派画作。

这种媒体形式的神奇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早在1991年，耶鲁教授大卫·盖勒特(David Gelernter)就预见说，未来的计算，将围绕“生活流”(lifestream)来组织。盖勒特认为，在90年代早期，文档系统就已然千疮百孔了。文档系统是一种等级制系统，被用来组织用户电脑中的信息。它变得臃肿不堪，命名也让人头疼。人们的桌面遍布图标，以至于当你打开电脑，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个弹窗，询问你是否可以清理不常使用的图标。

在这种复杂性的局面之上，90年代中期之后，很快又出现了更加复杂的万维网。万维网是经由超链接连为一体的，但除了Google之外，没人喜欢它的组织方式。

盖勒特设想有一种崭新的用以整理我们的数字化映射世界的方式。生活流就是组织数字化内容的一种方法，这些内容可以是照片、邮件、网络链接、文件、音乐，把它们呈现为按时间顺序来排列。本质上，一条时间线(timeline)，既伸展到过去，又延展到未来(比如约会日程、要事清单等)。

所以，今天的Twitter和Facebook都可以称为“生活流媒体”。Facebook的个人“涂鸦墙”(wall)上，你到朋友处的留言、你按“赞”的网址链接、你投过票的民调问答、你和谁变成新朋友等等动态讯息，都会“自动发布”到个人涂鸦墙上，你的朋友也都能看到你最近干了什么。

Twitter的信息流也是如此。在这条信息长流之中，汇集了好玩的点子、稀奇的思绪、纷杂的内容和用户的观点。

盖勒特认为，生活流是一种更加直观有用的组织我们的数字化生活的方法，不仅是因为如前谈到timeline时所说，过去和未来都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更是因为屏幕的中心是“现在”——而“现在”是互联网真正在乎的东西。

盖勒特预测说，最终，建立在生活流基础上的商业模式会统治互联网。世界上的所有数据将会被展现为“世界流”(worldstream)，某些是公共的，但大部分是专有的，只对被批准的用户开放。网络浏览器将被生活流浏览器所替代。用户将会习惯追踪和操控以流的形式出现的数字化内容，而不再是从文件系统中读取文件。生活流会变成他们生活故事的展开的一种镜像。

生活流将是可视化的。我们知道自己在其中的那一块子流是什么样子。当我聚焦于自己的东西时，我会获得世界流的一个子流。当我在生活流当中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所有同这个人不相关的又允许我看到的信息都会消失。我对世界流做了一个减法。这时生活流的流淌速度也会变慢，因为这个人向流中添加内容的速度远远低于世界流的流动速度。这样意味着把滔滔洪水化为涓涓细流，内容成为可管理的。

这样的方式操作简单，与身体本能若合符节，会给人们带来对互联网更加透明的感觉，从而使人们更加理解互联网。互联网也因此支持了自身最重要的功用，那就是：及时展现相关的信息。

当现代人获得了大规模的自由时间时——每年数以十亿计甚至数以万亿计小时——他们大都将其消磨在看电视上，因为以这种方式来消磨时间似乎比现有可供选择的方式要好。

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作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对社会参与最具破坏性的一项行为就是看电视。

电视收看时间令人惊讶的增长如何导致其他活动，尤其是社交活动被取代，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学者的研究。正如吉伯·福尔斯(Jib Fowles)在《为何观看》(Why Viewers Watch)一书中所解释的，“看电视主要替代了三项活动：(1)其他娱乐;(2)社交;以及(3)睡眠”。电视的消极作用之一是它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一种叫做“社交替代假说”(social surrogacy hypothesis)的理论这样认为。

社交替代分为两部分。福尔斯陈述了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电视，以至于它们取代了消磨时间的其他方式，包括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认知盈余》的作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讲过这样一件轶事：一个电视制片人问他：“你认为目前社会性媒介有哪些有趣的用处?”舍基兴致勃勃地讲起了维基百科，这位制片人在听到一群互不相识的人费尽心力修订百科词条的故事以后直截了当地问：“人们哪儿来的时间?”舍基立马回答：“别人可以问，但是做电视这一行的人绝对不能问这个问题。你应该清楚那些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因为电视是一个在过去五十年中消磨掉公民大量自由时间的行业。

当现代人获得了大规模的自由时间时——每年数以十亿计甚至数以万亿计小时——他们大都将其消磨在看电视上，因为以这种方式来消磨时间似乎比现有可供选择的方式要好。诚然我们可以在室外玩耍，读书看报，或者和朋友一起做有兴趣的事，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和简单地坐下看电视相比，那些活动的门槛太高。现代生活中包含了太多的消极参与：我们在工作中是办公室寄生虫，在家又成了沙发土豆。

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压力山大”，大家在职场上打拼一天，累了以后，只想不动脑筋地看看电视。其实，人们远远没有自己声称的那么忙，实际闲暇时间是他们自己以为的两倍。《独自打保龄》用数据证明，有工作的人比没工作的人更积极地参与公共和社会活动，“整日忙碌的人唯一比其他人参与得少的社会活动是和家人聚餐”。如果你不能够有意识地将时间善加利用，通常它们只有被无谓地消磨掉。

社交替代的另一部分则是荧幕上的人物组成了一群想象中的朋友。来自水牛城大学(University at Buffalo)的心理学家杰伊·德里克(Jaye Derrick)和希拉·加百利(Shira Gabriel)以及来自俄亥俄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 of Ohio)的库特·胡根伯格(Kurt Hugenberg)共同研究得出，当人们感觉孤独时，会转台到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收看这些节目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独。这种转移解释了电视是如何成为最受拥戴的可选活动。甚至当收看时间多到和不愉快密切相关并诱发不快时亦是如此：不管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反正总比感觉自己很孤独要好，即使事实上你确实是孤独的。因为看电视是一件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而且电视在缓解人们孤独感的同时，恰恰具备能够流行起来的特性，尤其是当社会由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联系紧密的乡村走向往返工作和频繁流动造成的相对断裂时。

这个发现有趣的地方是，它就好像在说，就像肚子饿了又没时间吃顿正经饭就弄些点心充饥一样，当你感觉孤独，不妨打开电视观看你喜欢的电视节目，这种体验会提供某种归属感，而又无需进行真正的人际交流。由此，观看者同电视人物形成某种类社会(parasocial)的和人造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满足人类需求，有些技术只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幻象。除了电视，电影、音乐、交互游戏等也能达到类似效用。

不幸的是，类社会的关系的核心优势也即其最大问题所在：这种关系是一边倒的。社交替代是社会联系中最安全的一种，它可以提供某种社会联系的心理体验，同时又不必遭受真实的关系当中的令人痛苦的轻忽怠慢，耗时费力的关系维持，以及可能的个人牺牲。然而，真实的关系虽然不免更大的风险，其可能的回报却也是类社会的关系无法比肩的。

 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

湖北武汉警方成功抓获“12·1”爆炸案嫌疑人王海剑后，随即通过微博“平安武汉”公布了这一消息。由于警方的官方微博始终及时主动披露信息，避免了网络谣言的传播。

即将过去的2011年，政法机关的“官微”火了一个又一个。集纳民意、搜集线索、发布案情、传播法治……从最初的如履薄冰浅尝辄止渐入藕花深处，政法微博的作用越来越大。

政法微博各具特色

去年2月底，广东肇庆警方在网上首开微博，直播“警察故事”引发“围观”后，各地政法机关纷纷发“微”，迅速形成遍地开花之势。

其中，公安微博的影响力明显领先于其他政法机关。12月12日，在“2011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发布的全国首份政务微博年度报告公布的排名前十的政务微博中，公安微博占比4成。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名列第一，粉丝突破210万，成为名副其实最具影响力的政务微博。除了在方舟子遇袭案等社会舆情热点中及时公开案情外，“平安北京”还先后通过网友见面会、举办微博LOGO征集活动、发布“警察街舞迎新春”视频等方式，全面提升了新媒体时代警务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能力。

其他政法机关的微博也“大有卖点”。

2月11日，湖北省检察院开通全国第一个省级检察院微博。3月19日下午，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首次通过“公正莱阳”新浪微博对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聚拢了大量人气。4月1日起，浙江省海宁市司法局启用微博公文，首开全国先河，被业内专家誉为“2.0时代的电子政务”。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官方微博，一些政法干警的个人微博也受到极大关注。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实名微博、九江市公安局民警段兴焱的“段郎说事”、海宁市司法局局长金中一的“中一在线”，均跻身全国公务人员微博排名前十。

微博“不微”贵在行动

去年8月27日23时20分，网友“苏小沫儿”在微博上直播自杀过程。济南警方微博接到网友求救信息后，立即派出网警、巡警及派出所民警对“苏小沫儿”进行搜救。联系上“苏小沫儿”后，警方马上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打消了其轻生的念头。济南公安也因此得到了网友的广泛称赞。

谈到开通微博的初衷，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徐春华曾用三个词来形容：表达、澄清、互动。

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建新说，在微博上及时发布检察机关的工作动态，能让群众了解、监督检察工作。同时，通过微博，还能畅通民意渠道，倾听到群众的呼声，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事实证明，微博作用不‘微’。”

“平安北京”微博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民警赵峰在分享其微博运营经验时谈到，“微博发布是形，互动是神，行动是关键。”

他表示，官方微博在网上出现应该遵循两条线，一是官方微博的接收途径，即认真听取网友说话，理解网友的责骂，尊重网友的观点，了解网友的需求，通过对话和网友沟通求同存异;二是官方微博的发布途径，即官博要说网友能够听懂的话，用道理和数据说话，让大部分网友能够接受观点，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

让微博真正发挥作用

从已经开通的政法微博来看，大多十分“用心”。如“平安北京”有专门的微博值班民警，所有网友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复”。

但据《法制日报》记者观察，也有少数政法微博开通后，存在信息发布不及时、没有专人负责、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回复不及时等问题。

“政法机关开通微博不是硬性任务，不开也没有人批评。但既然开通了，就要做好，让微博真正发挥作用。”一位网友如此评价道。

学者胡泳提出“政务微博三原则”，即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

众多网民期待，政法微博都能成为政法机关与民沟通，关注民生、倾听民意、解决民忧的桥梁。

克莱·舍基很高产，2008年出版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仅隔两年，又推出一部力作《认知盈余：互联时代的创造与慷慨》。

《认知盈余》可以说是《未来是湿的》一书的续篇。《未来是湿的》关注的是社会性媒介的影响;而《认知盈余》的核心主题是，随着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也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用舍基自己的话来说：“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待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该书进而分析了这些崭新的文化生产形式背后的路径和动机，它们无一例外地与人类的表达相关。

舍基对传统媒体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鄙夷的态度，他认为，哪怕是网上最愚蠢和疯狂的创造和分享的举措(例如汇集数千张“大笑猫”的图片)也比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消费数以千亿计小时的节目强。(根据舍基的统计，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两千亿个小时。)

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判若鸿沟的人通常也强调代际的变化。旧媒体对新媒体感到不安，很大程度上缘于上一代的人对年轻人所拥有的新科技感到不安，尤其是上一代的人对于已进入年轻人文化核心的新媒体感到不安。从过去媒体恐慌症的历史(如漫画、摇滚乐、电子游戏机、电视等等)来看，大人对网络内容的任何恐惧，不过是来自于对孩子自主与自行界定媒体品味需求的不安感。比如，年轻人接受游戏，而年长的人则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昔日的摇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所以，反对游戏的人不仅需要面对事实，还需要面对历史。

舍基这样的新媒体鼓吹者一般坚信，历史站在自己的一边。他观察到，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的现象。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看似和电视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这个区别实际上是参与同围观的区别：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对参与社区的人们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舍基把媒介消费的这种转变称为净的“认知盈余”。

导致媒介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又是庞大的。微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某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要用来创造一些事物，而不是单纯地看电视。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最终可能导致庞大的集体行为。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为巨大的结果。

而一旦改变了认知盈余的使用方法，我们将不得不重新界定“媒介”(media)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在过去意味着一种商业的集合，今天，由于我们不仅消费，也创造和分享，并且我们还有能力彼此联系，所以，媒介正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舍基最爱讲的故事是一个四岁小姑娘的轶事。他在公开演讲中提过这个故事，在本书中它也出现了，甚至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寻找鼠标”。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舍基的一位朋友和他四岁的女儿一起看DVD。电影放到一半时，小姑娘毫无征兆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电视机屏幕背后去。他的这位朋友以为她想看看电影里的演员是不是真的躲在屏幕背后。但是这并不是小姑娘要找的。

小姑娘围着屏幕后面的电线绕来绕去。她爸爸问：“你在做什么?”小姑娘从屏幕后方探出头来说，“找鼠标。”这个故事可以再一次看出舍基对年轻人使用新媒体的方式寄予的厚望：年轻人足以开始吸收身处的文化，但是对其文化的前身却知之甚少，所以完全不必受过去的媒介文化的污染。

关掉电视的人干什么呢?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用电脑、手机和其他联网设备取代电视。这并非简单的硬件转移，而是用户习惯的重大迁移：人们现在可以一起做很多更有用、更好玩的事情了。舍基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协同行动的例子，像维基百科的编纂属于他最爱引证的证据之一，还有些例子听上去颇有些匪夷所思：在韩国民众持续抗议进口美国牛肉的事件当中，一群某个韩国男孩乐队组合的少女粉丝通过在网上的松散联系，竟然几乎迫使政府下台。

对旧媒体、旧机构做事方式的憎厌，对新技术的拥抱以及对下一代年轻人的期许，所有这些混合起来，导致舍基倾向于讲述从电视中解放的社会革命的故事的一半：在《认知盈余》中，以及在更早的著作《未来是湿的》里面，舍基笔下的几乎所有网络集体行动都是积极的，每个人似乎都在使用互联网令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对于这样的论证方式，那些反技术决定论者当然也会乐于举出成打的例子，证明数字科技在生活品质的创造上，其摧毁能力大于贡献能力。

舍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低估了文化消费的价值。在网络上创造愚蠢的东西的价值，果真高于比如说阅读一本复杂的侦探小说?是不是只要是创造就拥有了某种神圣性，而只要是消费就显示了低级智慧?舍基低估了创造性生产的质量问题——平庸是创造性生产的供应增加所必然带来的副作用——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消费一些伟大的文化产品，要胜于创造另一只“大笑猫”?

记者：近日，记者调研了网络公关删帖的一些人，您怎样看删帖这件事?

胡泳：“网络删帖”作为一个重要话题进入公共视野，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网络水军、网络公关、网络信用的话题浮出水面，它的发生、发展跟中国互联网大的背景趋势密切相关，因为整个互联网在向“丛林时代”移动，所以必然会出现现实中的删帖公司，它们都是这个土壤之上长出的“恶之花”。

从这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现在正在变成各种有目的的群体进行操作、摆弄的舆论博弈场，这个舆论场因其重要而成为各方利益的必争之地，所以这些利益方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宣扬和维护自己。

记者：都是哪些势力在其幕后助推呢?

胡泳：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利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删帖的幕后推手。比如，三聚氰胺事件中的三鹿公司;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的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一些深陷舆论漩涡的问题官员。

记者：这些势力是不是想利用网络水军的力量来挟持舆论呢?

胡泳：是的，网络水军和网络删帖的实质都是操纵舆论。一般来说，操纵舆论不是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的事情，它是见不得阳光的。中国的互联网有一个怪象，就是各种利益在对新闻和舆论进行操纵的时候，已经达到不仅不太遮掩、有时甚至还会得意宣扬、大声叫卖的地步，丝毫不觉得这是毫无廉耻之举。另一方面，这些被操纵的信息接受者，好像对这类事情也见怪不怪，觉得无可奈何。操纵者不以为耻，接受者不以为怪，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鱼龙混杂的荒诞局面。

记者：如今互联网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胡泳：网络删帖现象的存在，既有商业压力，也有行政原因。因商业而删帖的情况更常见，因行政而删帖的影响更久远。网络信任危机也就此产生。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我们无法证实信息的真伪。尤其是网络发布的信息，基本上很难找到当事人或者公正的第三方证实，即使部分得到证实，这个证实的效果也要取决很多因素，也不见得是一种真的能够获得真相的证实。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互联网成为一个“江湖”，甚至是比现实世界更为无序的“江湖”。

记者：这种“信任危机”的局面，对经营性网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胡泳：这样的话，互联网会逐渐由网站主导变成网友主导。当主导权越来越多转到网友手里的时候，你如果很随意地删帖，很随意地封IP等等，实际上都是对网站自身资产的损害。而且，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如果用户有更好的选择，用户一定会离开你。

记者：互联网处于“丛林时代”的判断，令人悲观，那么如何使其进入“秩序时代”呢?

胡泳：对于互联网丛林现象，有些政府部门觉得管理棘手，主要是因为用传统思维管理多变网络。随着网络爆炸式的成长和新一波技术的兴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出版商、报社、电台、电视台，国家如继续沿用管理传统媒体的思维来管理网络，就会出现很多与现实不相适应之处。良方无他，还是要努力推进一种健康的民意表达机制。如果民意表达能够比较通畅，不仅对政府的监督会加强，对于那些不良企业也能以有力的方式来制约，那么那些所谓的“网络公关公司”活动的空间就会大大缩小。

我们承认互联网上有博弈，但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利益博弈机制，必须通过合法的正常的渠道来博弈，而不是通过目前这样一种恶劣的手段。如此，互联网必须有规范，才能进入秩序时代。

说起咱中国的文字，那外国跟我们简直没法比。我总有许多疑问：“为什么着火了，还要去‘救火’呢?明明是太阳晒人，又不是人晒太阳，为什么要叫‘晒太阳’?”诸如此类，这种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中国的文字啊，太博大精深了，语言是一种艺术，这是外国没有的。

记得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我没交作业，结果老师生气地说：“你要是不愿写作业，今天的你也别写了!”结果我真的没写作业，被老师训斥了一通后，我回家找爸爸论理：“我明明是按老师说的做的，是她教我不写作业嘛!”“老师说的是反话啊!”“为什么要说反话?”“这……”，爸爸想了想，说：“只能说中国的文字很奇妙吧。”

不仅如此，中国的文字还有很有趣的发现呢!就说“灭”吧，一横扑到火上，火不就灭了吗?再看“灾”，宝盖头指的是“家”，家里着火了，就是灾难。还有“上”和“下”，像不像两个分别朝上、下的肩头呢!

我发誓：一定要学好语文!这样才能在外国人面前炫耀呀!

据说，79岁的默多克是看了一项调查结果后才产生办电子《日报》(The Daily)的念头的。这份调查称读者在iPad上沉浸的时间超过网络。于是，正当在向新媒体转型的路途上磕磕碰碰之时，坚信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的原创网络内容付费的默多克与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一拍即合，开始了关于报纸的新冒险。

险象环生 or 前途光明?

2011年2月3日，默多克在纽约古根汉博物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了《日报》的面世。“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报刊。”他信心满满地表示。《日报》将通过iPad等其他平板电脑平台，把最新技术与“实地采访报道、良好的编辑和怀疑的眼光”融为一体，这份电子报纸“将成为当前这个数字时代如何讲述新闻事件的范例”。

为了酝酿这场“划时代”的报业改革，默多克在几个月前就开始招兵买马，一批精兵强被招至麾下。如今，新闻集团旗下《纽约邮报》的执行编辑杰西·安格洛(Jesse Angelo)正带领着近150人的记者团队奋战于纽约新闻集团大厦第26层的《日报》编辑部。

《日报》的内容包罗万象：突发新闻、体育、流行文化、娱乐、苹果应用程序、游戏、技术、评论、名人八卦……洋洋洒洒100页。《日报》宣称具有杂志的质量和深度，但却像日报一样每日出版，像网络一样即时更新。只要你触摸、旋转、敲击和探索，会有源源不断新鲜的新闻报道、图片、视频和音频以及表格出炉，在订制的体育板块，用户能够跟踪自己最爱的球队的分数、图片和新闻标题—-甚至选手们的微博。正如《日报》总编辑杰西·安吉洛所说：“这不是一种每天一次的静态产品，我们会在任何时候发布新的页面。”目前，《日报》一天更新三次，新闻集团为《日报》制定的第一年预算是3000万美元。

目前，这份以美国读者为主的日报每周价格仅为99美分(即每年39.99美元)。发布后两周内可免费阅读。以后，《日报》将会使用苹果最新的收费-交付系统，用户可在苹果应用商店通过iTunes账户注册订阅期刊，期刊每新出一期就会被自动发送至用户的iPad上，该系统会自动从用户的信用卡扣费。

不过，用户对《日报》的体验感受可谓褒贬不一。“阅读体验太爽了，刺激阅读欲，我再也不买报纸了。”中国网友范东升对《日报》评价极高：“承报纸编排之细腻，超杂志设计之精美，尽iPad运用之便利，文图配合，声像并茂，其它媒体实难以相比。”

默多克老家澳洲的《悉尼先驱晨报》则评价《日报》虽便宜、炫目，但是内容缺乏深度、实质和庄重，“虽然其话题跨度大，从关于宠物听什么迪斯科的专栏到前海地独裁者被放逐的生活方式均有涉猎，但总体还是偏向小报的轻松娱乐风格。”当然也有不少“体验极糟”的用户，他们期待《日报》的技术水平提高，增加一些人性化的特质，比如交互性、社交性等等，而新闻集团可能缺少这样让用户体验变得有趣且友好的技术人才，这让《《日报》》在无趣之外，还面临着让自己的用户遇上糟糕体验的危险，比如内容过多导致的下载时间冗长，或者迷失在标识不统一、位置混乱的各种内容链接中。另外，收费理念也导致《日报》将封锁所有搜索引擎，即：文章就在那里，但如果没有链接，就无法访问，这将使很多关联用户抓狂。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则认为，《日报》并不鼓励读者线性地去阅读报纸，它通过各种链接方便读者跳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去。“这样的阅读才是真正的上网冲浪，很像放牧式的阅读，一边玩着一边吃着，但这种很惬意的信息获取方式，好坏很难定论。”

对内容收费，历史上曾有多次失败案例，但《日报》的实践或将表明，将有限的信息圈在围墙内的商业模式，未必是不可行的。但《日报》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续培养和引导大众新的阅读习惯。对此，新闻集团正在狠下功夫。首先是免费阅读两周，2月27日，《日报》在发布第三个更新包时，顺便宣布免费使用期将延长至3月21日。其次，是投重金营销《日报》，例如在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美国橄榄球职业联赛总决赛“超级碗”中场休息时播出价值300万美元的《日报》广告。但培养新的阅读习惯绝非一时之功。

新的传播模式让报纸重生

不管怎样，当iPad和报刊相结合，将带来报刊行业生产模式和游戏规则的改变。首先，ipad报纸这一形式，将不再有纸张、油墨和运输的成本消耗，降低了成本;其次，报纸可以依赖iPad的付费应用程序，从而解决付费阅读的难题;再次，iPad拥有忠诚的用户，粘度高，用户可以在iPad这一平台上互动、发帖、评论、实时上传等等，这一平台将成为人气很高的新闻平台。

在胡泳看来，《日报》的诞生具有转折意义。第一，除《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等少数几家高端财经报刊成功了，其他凡是面向大众的传统报刊没有一家完美地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日报》的优势是白手起家，随着iPad这样一个移动电脑平台的出现而出现。“一个白手起家的报纸能不能在互联网时代成为一份质量上乘、读者追捧并且盈利的报纸，就要看《日报》了。如果将来它能够卖到几百万份，它就成功地趟出了一条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子。”

再者，现在互联网成功的模式多为新闻聚合，而非原创新闻，“如果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原创新闻的生产商却不能盈利养活自己，到后来大家都不生产高质量的原创新闻，都阅读二手信息，那就无法对社会做精准的判断，这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日报》成功，意味着数字化时代原创新闻生产商仍然有存在的价值，这位令从事内容生产的人欢欣鼓舞。”胡泳说。《日报》如若成功，在新的阅读习惯下，内容提供者和内容发布者的身份将再度重新整合，订阅及广告成为可能，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得到继续。

默多克刚开始的试验多少有些保守，但胡泳预测，他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使没有《日报》，也会有同样的人用同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类似的报纸，《日报》的模式会变成未来人们阅读报纸的标准模式。“以新闻集团的财力，把技术问题搞定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默多克自己的心态能否调试过来，传统新闻生产者多少有一些故步自封。”的确，传统媒体所有者的改革思路应该是能否有效地通过新的传播格局达到转变模式，而非过于强调延伸传统媒体的经营模式。

2010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了一项对全球26个国家的2.7万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有五分之四的被调查者认为，使用互联网是一项基本权利。国际电信联盟(ITU)秘书长哈玛德·图雷(Hamadoun Toure)表示，“我们已经进入了知识社会，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参与的入口。”“人们的交流权是不可以被忽视的，……互联网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启蒙的潜在源泉。政府应该把互联网看作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就像道路、废物处理和水一样。”

由于互联网如此基本，已经有国家把使用互联网——特别是使用高速宽带——视为一项其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例如，芬兰和爱沙尼亚都立法规定，享有互联网接入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同样，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使用互联网是一项法定权利。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也在推动互联网的普遍接入。

就在几周前，联合国的一个关键的委员会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宣告，尽管这宣告似乎很多人还浑然无知。它表示，宽带接入是一项基本人权，同医疗、住房、食品一样必须予以保障。促使这项宣告产生的核心人物正是图雷，他进一步阐释说，如今，教育和医疗都离不开宽带。宽带也同政治上的自我做主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媒介就好比500年前的印刷机，没有宽带的人，就等于没有纸张和墨水。

欧盟负责信息社会及媒体的专员薇薇安·雷丁(Viviane Reding)是最早提出互联网接入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人士之一。在这位女士推动下，欧盟推出了许多促进欧盟各国宽带和互联网发展、降低电信资费的改革措施。她在企图推动欧洲议会对互联网接入权进行立法时说：“新的规则明确认定互联网接入就像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一样，是一项基本权利。因而，该规则规定，任何有关服务和应用的接入和使用的措施必须尊重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各国宪法里公民都享有通信的权利，宽带接入权是通信权利的一种延伸。2010年7月1日起，芬兰把宽带接入权确认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芬兰由此成为世界首个通过立法形式确认“宽带权”的国家。这项权利规定每个芬兰人，不管是住在大城市，还是身居深山，都能向网络服务商申请每秒1兆比特(1Mbps)的宽带上网服务。到2015年，这项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服务的速率将提高到100Mbps。此项立法意味着，从2010年7月1日起，所有的电信服务商都必须为全体芬兰居民提供速率不低于1Mbps的宽带服务。这是从运营商普遍接入的义务而言，但衡量宽带服务的水准，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速率和费率。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称，2008年，中国上网接入速率约为1.8 Mbps，远远低于日本的63 Mbps，韩国的40Mbps以及中国香港的20Mbps。2008年，中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83.8元。如果考虑到收入差距的话，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6.9倍，这意味着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的124倍。

中国在宽带接入方面与各国存在巨大差距。2008年，我国宽带家庭普及率为20%，不及国际经合组织(OECD)30个国家家庭普及率(51%)的一半;2009年，人口的宽带普及率仅为OECD国家的30%。不仅如此，中国宽带水平发展不平衡，呈现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目前东部地区固定宽带普及率为13.3%，比西部高出9 个百分点。城市网民数量则是农村网民数量2.6倍。

实际上，模拟访问中国20家主流网站首页，得到下载数据，中国互联网平均下载速度为100.9 Kbps。尽管中国各地区互联网主流宽带已是1M、2M或4M的容量，但访问目标网站时，仅仅能达到100.9Kbps的速度。OECD主要国家互联网平均下行速率已经达到32M;作为宽带最发达的日本，下行速率甚至超过90M;而我国由于主要以ADSL为主，大多数下行速率都不超过4M，平均速率不超过2M;同时，由于是共享带宽，在高峰时段速率会更低。

综合比较中国与世界宽带特点可以发现，第一，中国宽带的特点是，用户数居全球首位，但普及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在国际社会数字鸿沟缩小的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宽带鸿沟却在加大。反映我国电信基础设施与国际形成反差的一个数字，是国内电信业务收入占GDP之比，下降到OECD国家十年前的水平。这说明，在国际普遍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带动作用，而加大对宽带投入力度的同时，我国对电信基础设施的投入却在相对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