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设立“出口”，特别是灾难性地缺少信息安全阀，那么，民众的焦虑与不稳心态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安定都会构成重大威胁。在网络催生的民意表达日益活跃的今天，是压制?还是引导?这是博弈的两个手段，不同的手段所达到的结果将会迥然不同。

——胡泳

中国的网民现有四亿之众，互联网已成为空前重要和普及的信息传播途径。此种情况下，网络催生的民意表达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广，这是中国互联网无法回避的一种未来趋势，也是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体必须面对的一个崭新课题。

对于政府来说，首先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在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过程中，在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过程中，不能罔顾民意(有关部门可能宁愿使用“社会舆情”一词)的诉求。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对民意表达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发展态势有清醒的认知。

依网络而表达

我国原有的反映民意的途径一般有四：一是媒体的监督批评类新闻，如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等;二是各级政府部门报送的相关材料;三是新华社的内参等内部刊物;四是政府本身存在的以信访局为代表的一些倾听民意的机构。而网络舆论的出现和形成，则为相关决策者提供了另一个更为全面更为集中的民意反映。

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曾提出“两个舆论场” 的说法。他认为，社会上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网络舆论场。在官方舆论场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而在网络传播中，“把关”相对较弱，网络的匿名性使言论的发表者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感，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网络舆论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相比较传统媒体，受众则更倾向于网络媒体。

受众的这种倾向性，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那里，有一个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在人民网就“网络问政”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那就完全失去网络存在的意义了。 ”

通过互联网而表达的公众舆论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和显著的地位。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现实中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和裁判中去的机制。例如，一些法官经常和某些官员共谋，普通人面对权势和腐败，只好诉诸“网络法庭”以图获取司法公正。在很多驰名网络的案件中，民意的汹涌显示了人们对权力、金钱和关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不满。

与此同时，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传统，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一词，它基本上是现有政府权力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即便如此，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环境也在不断恶化。不少地方官员以及与他们结成利益同盟的企业主，不仅敢于动用权力牢牢箝制所辖地盘上的传媒，残酷打击胆敢揭丑的群众，而且已经敢于“抗上”，动用警力或打手，狙击中央媒体的采访人员。同时，民意表达的另外一些渠道也不通畅，“上访”经常遭受打压，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更是禁忌重重，“门虽设而常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普遍害怕冒犯权势， 因为权势阶层拥有破坏他们的生活的力量。而在互联网上，人民最终发现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亢奋和批评的激烈便犹如洪水出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新媒体比起其他媒体来，更加缺乏平和与理性，也表明，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网络活动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政治意义。

由于较少受到社会习俗和制度化的政治权威的限制，互联网使得中国原本隐身的民意变得高度可见。如果说，在现实世界里，很多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一部分，那么，在互联网上，他们获得了发言的机会，并且，采取着自己认为应该采取的行为。近年来，网民言论之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达到各级部门、机构以至公众人物无法忽视的地步，这种状况是前几年根本无法想象的。

现在，通过互联网，中国公民不仅可以产生新闻(依靠个人表达和舆论收集)，也能够捕捉世界对这些新闻的反应，从而感受到自己改变社会的力量。在特定的情境下，如果网络的核心媒体，不管是门户站点、论坛还是博客、微博，对一条新闻或是一个被忽略了的议题产生关注，这些网络媒体本身可以成为主流媒体和人物的聚焦点，因而形成强大的议程设置力量。网络媒体已经引发了有关农民工、社会公平、司法改革、民营企业以及反腐败等话题的全国性讨论，我们看到，在行将过去的2010年，它在揭黑、打假、问责等方面的力量进一步凸显。

这一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媒体的生态系统。在2003年以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彼此隔绝，因为前者常常对后者表达的东西充耳不闻，但在此后，我们已经看到两者的隔绝状态被打破，在很多时候，新媒体和所谓的主流媒体产生了良好的相互作用，共同改变了相关议题的新闻报道。新媒体的相对透明，已经促使原有的新闻机构变得更可接近和更具互动性。

过去四五年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闻生产、收集和议程设置的媒体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同时，互联网打破地理界限的能力，使得一地的新闻可以直接达致全国网民，由该新闻引发的公共论题也会成为全国性的话题。当门户网站用可观的篇幅报道网络声音，当知名论坛对某一新闻的评论盖起了宏伟的“高楼”，当源于网络的谣言登上“旧媒体”的大雅之堂，当微博第一时间传递公民新闻和掀起公共讨论，当某个政界或商界要人被迫花费时间和精力修复被损害的形象和人格，当丑闻把一些人从高高的位置上掀翻下马，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网络舆论场在中国的存在具有多么重大的应然价值与实然意义。

给社会以“出口”

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既存在对社会稳定的潜在的影响，又是观察民众态度和心理的有用窗口。国家投入可观的资源监测国民的心态和舆论，固然，这种监测有助于当局发现特定个人的不轨企图、不满表达和不法动作，但它更是为了从全体民众的信息汇聚中衡量民众的态度，并依此作出更好的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不仅对任何与官方对现实的建构相悖的信息和评论都保持警惕，经常予以遏制或甚而实施强力打压，同时也大量提供信息试图重塑民众的态度和价值观，以期他们与官方保持一致。

对于官方而言，必须意识到，发生于网络时代的民意表达，官权的遏制和封锁无法完全奏效，所以，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总是最先现身于网络。如果官方对此不能作出及时的反应，官方媒体没有对这些事件作跟进式报道，当民间传言甚嚣尘上的时候，引发的不仅是人们对官方媒体的公信力的质疑，还有舆论对政府如何解决问题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在网络时代，是人人可以用手机拍下新闻的时代，官方及其媒体承受的挑战是空前的。且不说网络社区的信息流传快而且广对政府旧式新闻发布的挑战，往深里看，传统行政组织体系也将由于信息架构的变化而达至不得不调整的程度。此前的行政组织讲究出事以后，层层请示汇报，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就这样在无所作为的等待中过去了。过去的考评体系规定这样才叫负责，其实，贻误时机乃是最大的不负责。

部分地方官员的惯性思维，使他们不懂得、或者现有的制度设计限定了他们去懂得一个基本的传播学常识：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被削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活跃起来。政府对民意的反应要提速，这是新媒体时代的一个基本要求。提速，不仅意味着改革过去的新闻发布，还意味着要把某些问题产生的制度性原因找到，千方百计加以解决。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政府官员应当学会应用新的互动工具，主动将信息经由网络传递到最大范围。对于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公共治理体系而言，这样的努力必不可少。

从大众媒体的角度讲，首先是大众媒体介入事件的时机不容滞后，在非典时期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之间的“时间差”已不可重演;其次，大众媒体介入的姿态也无法一味保持高压、扭曲、遮蔽等方式，而是应该抛弃由官方独家掌控信息的意识和行为，学会让多双眼睛观察，让多种声音说话，让民众在多种信息中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总之，在新媒体环境下，建立民意表达机制，以及各种利益的博弈机制，不仅仅是一种向善治的推进，也是在推动整个社会的健康与福祉。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设立“出口”，特别是灾难性地缺少信息安全阀，那么，民众的焦虑与不稳心态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安定都会构成重大威胁。在网络催生的民意表达日益活跃的今天，是压制?还是引导?这是博弈的两个手段，不同的手段所达到的结果将会迥然不同。

(供《南方都市报》专稿，此为未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