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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一个不成熟和暧昧的阶层

——在“晚清转型期的政商关系”主题沙龙上的发言

时间:2015年8月9日下午3:00-5:00

地点:北京希格玛大厦五层502

胡泳:雪珥的这本《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我也没看完,但是发现它写得非常引人入胜。其实读这本书有一个悖论,因为当你读的时候,越是会心,越是击节,就越感到悲哀,因为晚清转型期的政商关系图,到今天这么多年没什么变化,还跟当下现实一样。那些上EMBA的企业家,还是那么喜欢听胡雪岩、盛宣怀和刘学询的案例。

这个政商关系现在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在2013年的时候,在中国企业界还形成了一场很大的争论。我自己虽然是学政治思想史的,但不做史,而做互联网政治;不过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做媒体,包括在央视做《对话》、《赢在中国》,自己也办过《北大商业评论》,跟企业家接触非常多,所以我很关注企业家群体的政治关切。2013年6月,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座谈中有一个评论说,企业家以后聚会,只谈商业,不谈政治,所谓“在商言商”。这个说法,其实很多企业家私下是认可的,即最好不要谈政治;柳虽然对此公开主张,也仍然是在一个小范围内讲的。但是这件事被正和岛给传播了,传播以后引发了一起著名事件,即“正和岛退岛风波”,企业家王瑛对此说法提出抗议,并且退岛。王瑛退岛这个行为,把企业家到底怎么看政商关系的事情摆在了桌面上。

有人因此评论说,王瑛是企业家右翼的代表,给她贴上了一个标签。王瑛自己后来试图在《中国企业家》开专栏谈政商关系,她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叫做《中国政商关系躲不过,也躲不得》。但是这个专栏后来也开不下去,因为《中国企业家》不让她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企业家谈政商关系的时候会遇到两个麻烦:第一个麻烦是现在的企业家也分阵线,有左翼企业家,也有右翼企业家。

秦晖:吕不韦就算是左翼企业家。

胡泳:(笑)他是左翼企业家的鼻祖。第二个麻烦,除了阵线问题,还有底线问题,企业家一旦发现有些人如果越过边界、谈论不能谈论的问题,就会跟谈论者切割,比如跟王瑛这样的人切割。

能切割干净么?王瑛写的专栏说得很清楚,“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弄清情况、厘清问题、形成判断、做出选择,不可忽略,必须给予以足够认识的一个界面”。换言之,有人想绕道走,但其实绕不过去,在做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根本绕不过去。

有关这个政商关系,中国的企业家有很多名言,王瑛称之为“见诸媒体,流传坊间,听者咂舌,悟者黯然”。比如王健林有一个著名的政商关系八字诀:“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比王健林更会说的是冯仑,冯仑说话有个特点,总是离不开性。冯仑说,我们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是情人,而不是嫖娼。那么你要问,情人有没有包养呢?难道企业家要包养政客吗?冯仑又会支吾说,我说的情人是精神恋爱,没有包养。冯仑有一本书叫《野蛮生长》,我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低,虽然这本书很畅销。在书里,冯仑把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概括为“离不开,靠不住”。然后他说到原因,这个跟雪珥的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雪珥写赌局,而冯仑说,企业家只能听党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因为没办法啊,是他们发牌,就像在赌场,他们是坐庄的”。

赌场发牌的人随时有权力把牌收走。在这个情况下,核心问题是企业家的命门捏在政府手里,许可证、经营权,都是政府控制的。但即使政府给企业家经营权,降低了门槛,把牌发给他了,由此造成在一些领域(不是全部领域)里,民营企业家可以干事了,私营经济由此繁荣起来,假如不解决心理安全问题,企业家还是逃脱不了为人作嫁的命运。你看到这些年民营企业中也涌现出一流的企业家,也出现了财富的榜样,但归根结底他们不能解决安全问题。所以重庆打黑的时候,可以把企业家随意地抓起来,或者用司法程序把他们的财产给弄走;又如曾成杰,那么多人呼吁,最后还是丢了性命。由此不难理解企业家的移民潮,就我自己的观察,现在中国做到千万级别以上、但还不过亿的企业家最想往外逃,他们的不安全感是最深的,他们小有身家,但只要弄一两次,几千万就没有了,跟白手起家之前一样。所以这些人逃得很厉害。

雪珥讲到企业家的政治参与问题,这方面当代企业家的标志人物是王功权,王功权拿自己的一些钱支持一些人,但他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王功权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谈到民营企业家的困境:“我们民营企业家在中国是弱势群体,能博弈就博弈,能合谋就合谋,能妥协就妥协,实在不行就用脚投票。”

刨去那些敢铤而走险、跟政治家发展紧密的情人关系的人,稍微聪明一点的企业家就说“在商言商”,假装政治问题不存在。但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不需要太多的观察就很容易发现:在中国经商,最主要的还是寻求特权的庇护,然后开展特权竞争。当特权竞争成为市场的常态,这对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都有很深的影响。

从微观来讲,企业家要跟政府搞关系,搞关系才有资源,因此他在做企业的精力上和投入上一定是减少的,换句话说他不能专心地做企业。由于机会成本的存在,他无法把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企业经营的改善,或是产品和服务的更好提供上,而是大多用在追逐经济特权上。

从宏观上讲,特权竞争增加了整个产业的额外成本,比如说企业要负担房租、土地成本和其他成本的上涨,要承受公共品供应的量的不足以及质的缺陷,而且还要为政府的寻租、贪污浪费等负担高额的税赋。

从国家角度来说,如王焱老师讲的,政商关系实质是国家构建,如果没有法治保障,在这个国家找不到公平的竞技场,寻租猖獗,资本当然就会逃之夭夭。我们看那些在国际经济竞赛中脱颖而出的先进国家的共同现象之一,就是政商关系的和谐,在战后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如日本、法国与西德,企业与政府之间均维持长期的伙伴关系。

以上谈的仍属于经济层面。如果从社会层面来讲,政商关系牵涉的不光是经济效益问题,还有分配正义问题。因为当钱来路不明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形成反商情结,企业家不仅面临官方打击,同时遭遇社会唾弃,认为这帮人全是混蛋,累积社会不满,造成社会没有办法治理。

冯仑是企业家“原罪”说的首倡者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肯定他至少意识到这个阶层应该对社会树立一些道德的表率,毕竟你是精英,因此你要强化道德伦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但是冯仑所在的这个企业家阶层,反省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原罪”层面上,需要增添更多的内容。中国企业家阶层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不成熟和暧昧的阶层,在相当多的地方缺乏担当。换言之,它仍然只是一个自在的阶层,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层。

我以前做企业家节目和商业管理杂志,怀着一种理想,期待企业家阶层崛起以后,中国能够多一种改革力量,因为这些人有能力,也有想法,应当在中国的转型当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这些年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相反的,企业家跟中国特色的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绑在同一辆战车上,然后谋取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个群体要反省到这个程度上才可以。换言之,企业家不可能躲避政治问题,也就是要直面政商关系的诘问,思考如何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中,起到“中坚、主流”的作用,并担当协调、整合社会冲突时的弹性功能。这需要他们彻底抛弃实利主义人生观,而不再像今天这样,这一群体自身的精神空间很大程度上被实利主义人生观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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