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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人创业做新媒体,很多时候不见得真的需要内容的精英化,必须得服务于你的用户,必须学会如何做产品经理,而产品经理很大的要求就是你要放下身段,因为是用户决定。而优秀的媒体人,多少都会有一些精英情结,所以对这种精英主义,可能会形成一个挑战

洲周刊:在的大媒体人,比如南周的科出来创办的智谷趋势凰周刊的黄章晋创办的大象公会,这些新媒体和原来他们所在的媒体,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

胡泳:当然区别很大,原来是机构性的媒体,这边是属于自己做的自媒体,这样的区别非常明显。

亚洲周刊:对,但其实他们也同样在一个国家,面临的是类似的管制,面对管制,新媒体就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吗?

胡泳:大环境当然具有一致性,但毕竟,在机构工作时,机构还有一层管理,你现在至少是机构的管理去除了,那么从管理方式上,原来媒体机构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体系,和现在新媒体、自媒体的管理体系,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力度,还是方式方法,后者的空间肯定是更大的。

亚洲周刊:那在这样的不同下,您如何评价从2013年底以来,媒体人争先恐后出来创业的现象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胡泳:这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肯定一个原因是,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挑战以后,总体来讲,是走下坡路的。然后,也有个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觉得在传统媒体里,没有办法施展,而新媒体存在一定的机会和实验的可能性。

然后,因为商业模式不一样,有可能在创业的情况下,会获得投资,于是获得一个和传统媒体不一样的增长空间。我觉得是多重因素,甚至也包括个人的特殊的因素。

亚洲周刊: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胡泳:我觉得不必太担忧这种现象吧,看上去确实是很多很成熟的媒体人,很有成就的媒体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说,媒体这一块会永远吸引一些有使命感、有抱负感,想对社会做向上的改善的尝试的人,这种人会永远存在的,所以不用太担心会有一个类似人才流失的现象。因为我觉得这方面的人会层出不穷地出现,很多时候,我觉得不是因为人出现不了,而是因为环境的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只要环境变好,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从事新闻业。

亚洲周刊:现在的大陆新闻的管制环境,从2013年以来,我们的观察是逐渐不太好了,这种环境的恶化不会造成人才流失吗?

胡泳:当然,大家出来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环境不太好,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有志于做调查报道,但是你又做不了,那你就不如去做点别的事情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查报道这一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样一些新闻报道,需要一个很好的新闻环境。当然,另一些新闻类型,对于环境的敏感性没那么高,所以就受到的影响就不多。

而在调查报道这一类型上,我们可能不说人才流失,但至少,可能会出现一个人才断档。比如说很多人做了很多年调查记者,他们的经验都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把这个经验进一步运用,或者传授。而新的人成长则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调查报道的人才,断档应该是存在的。

亚洲周刊:现在这一批出来创业的很多以前是资深记者,他们出来创业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呢?

胡泳:做新闻的人,对于中国发展走势的可能性,我觉得他们有一流的嗅觉,就是他们知道,社会的脉搏在哪里。另外,新闻记者这一行,多少能积攒各种人脉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们创业不会是零起步,还是会建立在之前的工作之上。

不利的地方,我认为,做新媒体,很多时候不见得真的需要内容的精英化,很多时候你必须得服务于你的用户,很多时候媒体人必须学会如何做产品经理,而产品经理很大的要求就是你要放下身段,因为是用户决定嘛。而优秀的媒体人,多少都会有一些精英情结,所以就是对他的精英主义,可能会形成一个挑战吧。

如果他是找一帮人创业的话,肯定跟纯粹的做媒体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因为创业意味着就是,比如说,如何打造一个团队,然后又能在一定的时间压力下把产品开发出来,又得跟投资人打交道,我觉得这从原来的工作来讲,这肯定是他们的短板,毕竟原来的工作,很多都跟创业没有关系。但是,这些出来的媒体人,他们都不是毛头小子了,他们在创业的时候,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么,在一个成熟的心态之下,同时又有重新来过的创业热情,我觉得也很可能弥补前面所说的那些短板。

亚洲周刊:黄章晋的大象公会、邓科的智谷趋势,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内容生产商,但是从那次新媒体会议上来看,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商业变现的方式,您觉得这种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解决呢?

胡泳:他们各自的模式其实不太一样。大象公会实际上,还是喜欢比较长的文章,比较认真阅读的读者,才会去读他们的东西。它是碎片化阅读的反向发展,黄章晋可能坚定地认为,在这个时代还会有一些人,真的会要读这样高质量的文章。但如果单纯从读文章的角度来讲,他的盈利前景,是比较渺茫的。但他可能会通过做这样的影响和口碑,把盈利点放在别的地方,不见得来自于它的文章。

那智谷趋势,实际上它是想做智库。实际上,作为智库,它就不是面向普通用户,而是面向一些大的机构。那它的问题就是,提供的产品是不是足够好?这和大象公会不一样,它更多地还是说,你的机构客户要什么东西,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独特的东西,而其他类似的智库不能提供?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方向不太一样,很难说,他们就不行,因为他们还在做各种实验。

亚洲周刊:现在是否有一个比较成熟和可行的新媒体商业变现方式呢?

胡泳:看你怎么定义新媒体,因为新媒体的定义是很宽泛的。你要说自媒体,其实我们以前早就说,成功的自媒体人早就有了,郭德纲、周立波,包括郑渊洁都是很成功的自媒体人。如果抛开所谓的互联网光环的话,他们就是自己生产内容,然后这些内容有高度的用户粘性,像郑渊洁一个人写一本童话杂志,读者那么多,然后他自己活得很好。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要是真的有只有你自己能做、做得极为出色的东西,内容供应商还是可以成功的。有的人可能不是内容供应商了,内容只是他的噱头。

亚洲周刊:那些不是属于内容供应商的新媒体,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变现方式呢?

胡泳:有的新媒体在做自己的电商平台,它可能不是那种大型的包罗万象的电商平台,但假如充分开发自己的用户潜能的话,这条路也未尝不是走不通的。

实际上商业变现,这个取决于你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如果说你就是养一个自媒体,通过广告的方式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并不见得有多难。但是如果你不满足于这一点,你想扩大,就不再是自媒体了,你就可能是一个营销机构,你可能像徐达内一样,是一个排榜机构,那你的盈利模式又是另一回事了。

亚洲周刊:比如说,黄章晋的大象公会,按他自己的说法,还是一个撕钱的过程,而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媒体,而是一个机构,团队。但是他可能面临的就是无法变现的问题,如果大象公会的资金用完以后,您能设想一个更好的盈利方式吗?

胡泳:所以他还在开发其他的产品啊,实际上,创业是这个样子的,你开始想做什么,和你最后做成了什么,实际上是差别很大的。开始你可能只是想抱着一个东西来做,但是你真正创业以后,你可能会碰壁,可能会找到新的模式,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千变万化,因人而异的。

大象公会可能会存在,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品牌的号召力而存在,他可能会开发出其他东西,然后来养大象公会,这也没什么不可以。比如很多做纪录片的人,他用画画来养活自己,这没有一定之规,也不需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物化。

亚洲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互联网时代,严肃内容是不是不可能具备赚钱的能力呢?

胡泳:不一定。实际上,用户会愈来愈分化,那在分化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凭借高质量的内容来赚钱,现在只是各方面的分化还不能达到那个程度,或者说,商业模式还没有达到这种成熟的地步。在西方,像《纽约客》这种老牌杂志,在今天也还做得不错。所以,不要用现在的东西,来预测太长时间的事儿。比如在过去做手机视频,有人说不要做长的手机视频,只能做几十秒,因为长了没人看的。但实际上,随着手机的普及,技术的改变,用户在手机上已经开始看很长的视频了。

所以,没有一定之规,很多现象都是暂时的,随着技术的发展、用户的分化,还会出现很多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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