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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2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胡泳

法国人托克维尔写过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由于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推荐,这本写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历史哲学著作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尽人皆知,成了一本超级畅销书。中国人今天读此书,会有一个观感:这本书是如此贴近我们的现实。

比如托克维尔在前言中写下的这样一段话:“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步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稗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决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以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第1版,第35页。)

北大高毅教授认为《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此时已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庄子·齐物论》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旧的腐烂当然也孕育着新的种子。托克维尔对此的描述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讨论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改变,首先要把互联网置于这种焦虑、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浪漫化的想象之中来观照。

近年来对中国互联网的流行观察不脱两个路数:一种是过度的乐观,欢呼互联网技术及其背后的思想理念和商业力量会彻底改变中国;一种是盲目的悲观,把中国看做奥威尔式“老大哥”的一统天下,人民在高压之下噤若寒蝉。两种看法都是虚幻的,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媒体决定论的宿见。

例如,对互联网的很多说法显示了媒体恐慌症的症状;又如,有很多人在虚拟的王国里渴望设计一个理想世界,一个与现世相反的理想世界。从根本上说,任何恐惧或理想都是媒体决定论的产物。

互联网从诞生的最初时刻起,就一直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图景与修辞纠缠不休。随着ICT技术的使用、功能与影响日益增强,个人的与公共的生活悉被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无不囊括其中,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变得更为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调和的。互联网一度被宣扬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给予边缘群体全新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者;同时,人们也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公民的权利不仅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所剥夺,也被大企业所侵害。

与此同时,社会性与地域性的鸿沟不仅始终没有消除,而且似乎还诞生了新的形式:例如,网络素养成为一个社会发展健康的公民文化的瓶颈。公民很大程度上现在可以利用ICT技术对公共政策发言、为自己坚信的事业聚集力量、通过大规模协作完成共同性的工作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展开互助。我们把从事这些活动的公民称为“数字公民”。然而,成为数字公民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其必须具备广泛的技能、知识以及能够轻易地进入网络;二是有意愿在网上参与社会建设、政治进程以及对平等的经济机会的追求。这样的要件很自然地会把很多地方的民众排除在外,比如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和不存在可行的上网方式的人。这在世界各地都绝非罕见:有许多人仍然不能阅读和写作;有些地方连电力都不能保证,上网不过是空想。这也表明,不断扩大数字公民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乃是各国政府的要务之一。

数字文化中充满了挑战。一方面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先行者都在利用新技术促进社会转变,特别是少数群体第一次获得机会挑战主流话语,为自身争取权益;另一方面网上充斥仇恨言辞和排外情绪,理性的公共讨论和建设性的批评甚为少见,达成共识也更加不易。加上互联网的超地理特性对族群认同形成压力,如何进行有意义的参与、对话,如何加强多元化的共存,都是数字公民的头疼问题。

从国家与互联网的关系而言,全球国家业已分为两个阵营:那些坚持要对国民的信息入口实施更多控制的国家,倡导“国家主权模式”;而那些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国家,则倾向于政府角色应大幅弱化。对于民间社会而言,这样的冲突更令世界各地的公民相信,互联网正走向一个制订“大宪章”的时刻,必须要求政府保护言论自由和公民的连接权利。正如英国的贵族们在1215年制订“大宪章”来约束不受欢迎的约翰国王的权力,今天,在“大宪章”800年之际,网民应组织起来遏制政府和企业的权力。

互联网的“宪章时刻”存在三个突出的主题: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安全。不少国家以强调安全之名牺牲公民自由与隐私,此一安全与自由之争在网络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清晰可见。数字社会的复杂性质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与安全的概念。个体公民更加关心自己的数据为何人掌握,政府则看到电脑犯罪、黑客活动、恐怖袭击等占据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核心。我们有可能同时在网上获得自由与安全吗?

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要求我们重新界定信任的边界,并在数字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用户现在可以方便、灵活地收发各种信息,这给网络法与网络规范造成了空前挑战。后者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总是落后于技术的发展。网络行为如何在规制与规范下得以发生和展开?信息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如何保证?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是否能共享技术带来的好处?在不同的语境和社会当中,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数字信任?这种线上的信任又是怎样同线下的责任感、透明度等等关联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网络接入权与网民素养是网络社会的基石所在,个人因此而赋权,知识藉此而撒播,从而确保不会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进的互联网列车。在这里,数字鸿沟不仅意味着网络接入权的泛化与网络普及率的提高,还包括上网设备的成本、用户的技能、应用ICT技术的时间与机会以及用户使用的目的和影响等多个参数。我们常常看到,数字鸿沟的分裂带也是社会阶层与种族的分裂带,此外,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的差异也不可忽视。例如,年轻的技术精英掌握编程技巧,熟稔代码,颠覆了传统精英的位置,致使整个社会弥漫“后喻”文化。然而数字一代的成长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养以及新的伦理,特别是在年长者对年轻人引领的网络规范充满狐疑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数字时代的连接是否最终会导向赋权,以及赋权的对象为何。

总之,在互联网发展的最近10年,技术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不论是工具还是平台,也不论人们对这些工具和平台的使用和理解,都显示出一种明确无误的演进: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我们将面临一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正是为此,围绕互联网的公共讨论和学术话语正在发生一场从“强调可能性、新鲜感、适应性、开放度到把风险、冲突、弱点、常规化、稳定性和控制看作当务之急”的迁移。(Leah A. Lievrouw, “The Next Decade in Internet Time: Ways Ahead for New Media Stud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616-638, 2012.)

我所说的这场冲突,构成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它并不仅仅关乎信息自由,而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识之中。

现在全球互联网分成了两大块,可以叫做互联网的旧大陆与互联网的新大陆。旧大陆是北美、西欧、日本;新大陆是亚洲、非洲、南美洲、俄罗斯。互联网普及率在发达国家为78%,在发展中国家仅为32%,尚未使用互联网的人9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来到了全球互联网的后美国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治理成为全球关注的事情。世界经济论坛研究全球互联网价值、信念与实践,得出四个见解:第一,新的联网国家在这个新世界里占主导地位;第二,一种互联网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对于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用户共享类似的价值观和态度;第三,用户什么都想要:他们并不认为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是彼此排斥的,需要从中进行艰难的抉择;第四,新联网的国家拥有更自由的态度和更创新的行为,比如更支持表达自由,社交平台应用更广,而老的网络国家则更多使用传统的网络应用,态度更保守。

总体而言,互联网的新大陆对于旧大陆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也知道,并非所有政府都支持自由和开放的互联网。事实上,目前对互联网自由的镇压越来越严重。很多国家都会过滤和审查网上內容,也颁布威胁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

互联网为每个人赋予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创造、学习和共享资源。它不受个别机构、个人或政府操控。所以,各国政府不应该单独决定互联网的前途。全球数以十亿计使用互联网的人,才应该最有发言权。最好的方式是让国家政府退后一步,以便协调和整合各自的不同,积极促进公民社会和企业在全球治理、合作与沟通中发挥作用。而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要想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玩家,一定要认识到光成为经济大国是不够的,而是要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想象、自由沟通的环境中,让个体更有力量。

法国已故“老虎总理”克莱孟梭讲过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交给将军们。我想套用这句话作为我为《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一书所作的这篇序言的结尾:互联网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完全交给政府和企业。

2015-08-26

中国企业家:一个不成熟和暧昧的阶层

——在“晚清转型期的政商关系”主题沙龙上的发言

时间:2015年8月9日下午3:00-5:00

地点:北京希格玛大厦五层502

胡泳:雪珥的这本《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我也没看完,但是发现它写得非常引人入胜。其实读这本书有一个悖论,因为当你读的时候,越是会心,越是击节,就越感到悲哀,因为晚清转型期的政商关系图,到今天这么多年没什么变化,还跟当下现实一样。那些上EMBA的企业家,还是那么喜欢听胡雪岩、盛宣怀和刘学询的案例。

这个政商关系现在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在2013年的时候,在中国企业界还形成了一场很大的争论。我自己虽然是学政治思想史的,但不做史,而做互联网政治;不过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做媒体,包括在央视做《对话》、《赢在中国》,自己也办过《北大商业评论》,跟企业家接触非常多,所以我很关注企业家群体的政治关切。2013年6月,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座谈中有一个评论说,企业家以后聚会,只谈商业,不谈政治,所谓“在商言商”。这个说法,其实很多企业家私下是认可的,即最好不要谈政治;柳虽然对此公开主张,也仍然是在一个小范围内讲的。但是这件事被正和岛给传播了,传播以后引发了一起著名事件,即“正和岛退岛风波”,企业家王瑛对此说法提出抗议,并且退岛。王瑛退岛这个行为,把企业家到底怎么看政商关系的事情摆在了桌面上。

有人因此评论说,王瑛是企业家右翼的代表,给她贴上了一个标签。王瑛自己后来试图在《中国企业家》开专栏谈政商关系,她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叫做《中国政商关系躲不过,也躲不得》。但是这个专栏后来也开不下去,因为《中国企业家》不让她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企业家谈政商关系的时候会遇到两个麻烦:第一个麻烦是现在的企业家也分阵线,有左翼企业家,也有右翼企业家。

秦晖:吕不韦就算是左翼企业家。

胡泳:(笑)他是左翼企业家的鼻祖。第二个麻烦,除了阵线问题,还有底线问题,企业家一旦发现有些人如果越过边界、谈论不能谈论的问题,就会跟谈论者切割,比如跟王瑛这样的人切割。

能切割干净么?王瑛写的专栏说得很清楚,“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弄清情况、厘清问题、形成判断、做出选择,不可忽略,必须给予以足够认识的一个界面”。换言之,有人想绕道走,但其实绕不过去,在做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根本绕不过去。

有关这个政商关系,中国的企业家有很多名言,王瑛称之为“见诸媒体,流传坊间,听者咂舌,悟者黯然”。比如王健林有一个著名的政商关系八字诀:“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比王健林更会说的是冯仑,冯仑说话有个特点,总是离不开性。冯仑说,我们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是情人,而不是嫖娼。那么你要问,情人有没有包养呢?难道企业家要包养政客吗?冯仑又会支吾说,我说的情人是精神恋爱,没有包养。冯仑有一本书叫《野蛮生长》,我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低,虽然这本书很畅销。在书里,冯仑把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概括为“离不开,靠不住”。然后他说到原因,这个跟雪珥的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雪珥写赌局,而冯仑说,企业家只能听党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因为没办法啊,是他们发牌,就像在赌场,他们是坐庄的”。

赌场发牌的人随时有权力把牌收走。在这个情况下,核心问题是企业家的命门捏在政府手里,许可证、经营权,都是政府控制的。但即使政府给企业家经营权,降低了门槛,把牌发给他了,由此造成在一些领域(不是全部领域)里,民营企业家可以干事了,私营经济由此繁荣起来,假如不解决心理安全问题,企业家还是逃脱不了为人作嫁的命运。你看到这些年民营企业中也涌现出一流的企业家,也出现了财富的榜样,但归根结底他们不能解决安全问题。所以重庆打黑的时候,可以把企业家随意地抓起来,或者用司法程序把他们的财产给弄走;又如曾成杰,那么多人呼吁,最后还是丢了性命。由此不难理解企业家的移民潮,就我自己的观察,现在中国做到千万级别以上、但还不过亿的企业家最想往外逃,他们的不安全感是最深的,他们小有身家,但只要弄一两次,几千万就没有了,跟白手起家之前一样。所以这些人逃得很厉害。

雪珥讲到企业家的政治参与问题,这方面当代企业家的标志人物是王功权,王功权拿自己的一些钱支持一些人,但他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王功权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谈到民营企业家的困境:“我们民营企业家在中国是弱势群体,能博弈就博弈,能合谋就合谋,能妥协就妥协,实在不行就用脚投票。”

刨去那些敢铤而走险、跟政治家发展紧密的情人关系的人,稍微聪明一点的企业家就说“在商言商”,假装政治问题不存在。但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不需要太多的观察就很容易发现:在中国经商,最主要的还是寻求特权的庇护,然后开展特权竞争。当特权竞争成为市场的常态,这对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都有很深的影响。

从微观来讲,企业家要跟政府搞关系,搞关系才有资源,因此他在做企业的精力上和投入上一定是减少的,换句话说他不能专心地做企业。由于机会成本的存在,他无法把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企业经营的改善,或是产品和服务的更好提供上,而是大多用在追逐经济特权上。

从宏观上讲,特权竞争增加了整个产业的额外成本,比如说企业要负担房租、土地成本和其他成本的上涨,要承受公共品供应的量的不足以及质的缺陷,而且还要为政府的寻租、贪污浪费等负担高额的税赋。

从国家角度来说,如王焱老师讲的,政商关系实质是国家构建,如果没有法治保障,在这个国家找不到公平的竞技场,寻租猖獗,资本当然就会逃之夭夭。我们看那些在国际经济竞赛中脱颖而出的先进国家的共同现象之一,就是政商关系的和谐,在战后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如日本、法国与西德,企业与政府之间均维持长期的伙伴关系。

以上谈的仍属于经济层面。如果从社会层面来讲,政商关系牵涉的不光是经济效益问题,还有分配正义问题。因为当钱来路不明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形成反商情结,企业家不仅面临官方打击,同时遭遇社会唾弃,认为这帮人全是混蛋,累积社会不满,造成社会没有办法治理。

冯仑是企业家“原罪”说的首倡者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肯定他至少意识到这个阶层应该对社会树立一些道德的表率,毕竟你是精英,因此你要强化道德伦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但是冯仑所在的这个企业家阶层,反省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原罪”层面上,需要增添更多的内容。中国企业家阶层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不成熟和暧昧的阶层,在相当多的地方缺乏担当。换言之,它仍然只是一个自在的阶层,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层。

我以前做企业家节目和商业管理杂志,怀着一种理想,期待企业家阶层崛起以后,中国能够多一种改革力量,因为这些人有能力,也有想法,应当在中国的转型当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这些年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相反的,企业家跟中国特色的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绑在同一辆战车上,然后谋取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个群体要反省到这个程度上才可以。换言之,企业家不可能躲避政治问题,也就是要直面政商关系的诘问,思考如何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中,起到“中坚、主流”的作用,并担当协调、整合社会冲突时的弹性功能。这需要他们彻底抛弃实利主义人生观,而不再像今天这样,这一群体自身的精神空间很大程度上被实利主义人生观所占据。

2015-07-06

游戏化与冷战思维

胡泳

游戏化(gamification)是指将游戏思维和游戏机制应用于非游戏场景中,以调动人们积极解决问题并增加来自用户的贡献。它利用人人都有的自然欲望,比如对社交、学习、精通、成就、身份地位、自我表达、利他等等的企盼,通过设计完成任务后的奖赏或是击败对手而成就自己的竞争,将用户转化为玩家。这里的奖赏包括积分、成就勋章、升级、进度条以及虚拟货币等,不一而足。这些奖赏对于其他玩家必须是完全可见的,这样才能增加竞赛的刺激;积分榜单就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技巧。

游戏化的另一维度是,为了让现存任务更容易获得完成,采取一些方法把这些任务打造得更像游戏。例如,提供更多有意义的选项,为任务编写在线教程,提高任务的挑战性,增加任务的叙事性,等等。

游戏化的尝试已经遍及多个领域,无论是健身、投资、教育、娱乐,还是招聘时用以评估应聘者。它可以用于客户参与和客户保留,也可以用来激发创意,展开头脑风暴。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公司通过游戏化策略来组织销售和创新流程。星巴克为那些在多个地点光顾咖啡馆的人颁发勋章,同时也为单店消费较多的人提供折扣。医疗保险公司正在考虑,如果投保人愿意让保险公司实时评估每天的生活方式,可以对有益健康的行为予以奖励。

甚至未来的选举也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来加以组织,人们只要去参加党派活动,点击政治家的网页,参与和政治家的互动问答,就可以获得奖励和游戏勋章。最疯狂的主意则是组织所谓“选民抽奖”活动。每位选民收到的选举通知单都附有一张奖券。计算出选举结果之后,电视台将公开开彩,头奖1000万美元,“在一场全国选举的巨大成本海洋中,这不过是一滴水珠而已”,然而对于普遍的选举疲劳状况,这将不失为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手段。除头奖外,还可以设置各种富于象征意义的特别奖项,比方说邀请选民参观国会大厦或总统宅邸,或者干脆颁发惊喜奖,奖品是与总统共进晚餐。

德国学者弗兰克·施尔玛赫在《自私:生命的游戏》一书中,认为游戏化的实质是将整个生活转化成由徽章、奖励和激励手段组成的一场长久游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向?施尔玛赫将其归咎于冷战思维:冷战时期的大思想家声称,处于抉择情势下时,大家只不过在博弈,利用这一理论,他们成功地将人类理性删减成唯一的动机:自身利益。只有当一切都成为一场游戏,按照利己主义者的各种规则进行,才能用精确的数学公式对人、还有对人们周围的世界进行计算。

弗兰克·施尔玛赫的书读起来像是在不断警告,老欧洲的文化价值正在被硅谷和华尔街所破坏。冷战之后的人类关系被打碎成为一系列方程和博弈论场景,资本主义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无限的信息市场。在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消费者。在这个不受控制的信息时代,那个人类永远追问的深刻问题——“我是谁”,越来越为数字世界所影响。数字化的自我在很多地方已然取代了真正的自我,后者日益感觉无力,原因在于它不明白前者是如何生成的。因而,有必要发起一场数字化的公民抗命,以防止公民被数字化自我所控制。

2015-05-25

“人类世”的开端不能成为地球的终结

——《倒计时:对地球未来的终极期待》译者序

胡泳

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认为,1610年前后,人类开始主宰地球,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作物和物种在该年发生了不可逆的转移,这种转移又肇始于1492年欧洲人来到美洲,开拓了全球贸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物种转移到新的大洲或大洋,并导致地球的全面调整。

除了物种改变,大气构成也发生显著变化:大气二氧化碳在1610年明显下降,这体现在南极冰芯中。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美洲新大陆向欧洲输送农产品和煤炭的易得性是工业革命的两个关键,工业革命后来又进一步推动全球环境变化的浪潮。地球同步低温时代终结,从此开始了全球性的长期变暖。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和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家尤金·施特默把人类主宰地球的时期称为“人类世”。所谓人类世的意思是,人类自身就是一种地质力量,就像陨星撞击一样可以改变整个地球。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比水、风或者板块的位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还要大。

人类成为这样的力量的结果,是地球的命运产生了“倒计时”。这个比喻是记者艾伦·韦斯曼提出来的,他用调查报道的笔法,写了一部对地球的可持续未来持深刻怀疑态度的力作《倒计时:对地球未来的终极期待》。他旅行20余国家,遍访各路科学家、普通人和政策制定者,询问一个对于地球来说可能是最重要也最难回答的问题:在不致使这个星球倾覆的情况下,地球到底能容纳多少人口?地球的生态系统要保持多么强劲,才能保障我们的持续生存?我们能明白有哪些物种对人类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吗?我们如何才能设计一个不依靠无止境的增长也能实现真正繁荣的经济?读罢这本呕心沥血之作,相信读者自己会试图寻求答案。

韦斯曼在书中引用过美国生态学家艾里奇夫妇讲过的一个寓言故事,给译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旅客注意到一个机修工正从他将要乘坐的飞机机翼上敲出铆钉。机修工解释说航空公司将因此获得一大笔钱。同时,机修工也向这位震惊的旅客保证,飞机上有上千铆钉,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一阵子了,也没见飞机掉下来。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寓言的重点在于,我们根本无从知晓,究竟敲掉哪一颗铆钉,才会是导致飞机失事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对于乘客而言,哪怕敲掉一颗铆钉都是疯狂的行为。然而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在事关地球命运的大问题上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了:艾里奇夫妇严正指出,在地球这艘大型宇宙船上,人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敲掉一颗颗的“铆钉”:“生态学家并不能预言失去一个物种的结果,正如乘客无法估计飞机失去一颗铆钉会有什么后果一样。”

人口生态学家经常提到“荷兰谬误”(Netherlands Fallacy):人口密集、填海生存的荷兰拥有极高的生活标准,但并不能由此证明人类可以在基本上非天然的人工环境中健康发展。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荷兰人需要的也是一整套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东西;只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金钱从别处购买那些东西。

换言之,所有“高级”的、“文明”的欧洲人对这个星球的依赖度,其实跟相当原始的菲律宾的渔民或是亚马逊的狩猎/采集者没什么两样。事实上,维持欧洲人高生活水准的资源,来自于遥远的地方,远到欧洲人无法看到。他们使用欧元能够买到所有的进口物品,并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他们忘记了,富国所以能够飞得更高,是因为借助了与其相距遥远的国家的翅膀,而后面这些国家,似乎还拥有足够多的“铆钉”。

然而,如今,这些国家里的人们正在把铆钉更快地敲掉。决定究竟哪一颗铆钉比另一颗更重要,就像是在全球生物系统里玩俄罗斯轮盘大赌博。没有人知道,哪一种生物,或者多少种生物,是维持地球最低限度生态系统所必需的。

在英国科学家提出1610年“人类世”论证之前,1964年曾经被认为是人类开始对地球的地质状况造成持久影响的年份,因为那一年代的核试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放射性沉积物。尽管我们很幸运地还没有被核爆能力根本上地改变地球功能的诸多方面,但我们拥有毁灭地球的能力这一点,早已经毋庸置疑了。

同样在那个年代,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那么远,可以转身拍摄一张有关自己星球的照片。“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比尔·安德斯拍摄了一张地球照片,它从月球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与周围的暗黑空洞相比是如此的鲜活明亮。突然,人类意识到我们的地球原来如此珍贵、如此独特,以至于韦斯曼认为,这张照片点燃了一场大众环境****。雷切尔·卡尔森在彼时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联合国则宣布了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地球,突然开始占据人类的头脑,仿佛我们从司空见惯中忽然警醒过来一样。

可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究竟把地球倒计时的时针往回拨了几许呢?似乎很多事情指向相反的方向:大气在持续变坏,主要的食品源被置于生物工程项目之中,人口炸弹的引信并未拆除……恐怕就是这些,让韦斯曼在原书的副标题“地球未来最后和最好的希望”的后面,加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把自己生存的星球变成一个大赌局的?我们又能不能够把人类开启的这些全球变化,引向不至于挖掉我们站立的基础的方向?作者的语气急迫、恳切、不乏悲观,然后又怀有深厚的希望。掩卷深思,如果我们不能够具有同一艘船的伙伴意识,那么恐怕无论什么希望最终都会化为乌有。

本书由我的学生、北京大学的数位同学集体翻译,具体分工是:高美——作者序与第一卷;张艺晨——第二卷;车乐格尔——第三卷与后记;赵晓航——第四卷与第五卷,我则做了整体的修订。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杨莉萍教授在翻译上的殷勤帮忙,感谢刘勇军先生的校译。译事辛苦,难以尽述,惟愿读者能喜欢这一本其实跟每个人都切实相关的书吧。

2015年5月12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2015-04-08

传统媒体人创业做新媒体,很多时候不见得真的需要内容的精英化,必须得服务于你的用户,必须学会如何做产品经理,而产品经理很大的要求就是你要放下身段,因为是用户决定。而优秀的媒体人,多少都会有一些精英情结,所以对这种精英主义,可能会形成一个挑战

洲周刊:在的大媒体人,比如南周的科出来创办的智谷趋势凰周刊的黄章晋创办的大象公会,这些新媒体和原来他们所在的媒体,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

胡泳:当然区别很大,原来是机构性的媒体,这边是属于自己做的自媒体,这样的区别非常明显。

亚洲周刊:对,但其实他们也同样在一个国家,面临的是类似的管制,面对管制,新媒体就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吗?

胡泳:大环境当然具有一致性,但毕竟,在机构工作时,机构还有一层管理,你现在至少是机构的管理去除了,那么从管理方式上,原来媒体机构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体系,和现在新媒体、自媒体的管理体系,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力度,还是方式方法,后者的空间肯定是更大的。

亚洲周刊:那在这样的不同下,您如何评价从2013年底以来,媒体人争先恐后出来创业的现象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胡泳:这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肯定一个原因是,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挑战以后,总体来讲,是走下坡路的。然后,也有个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觉得在传统媒体里,没有办法施展,而新媒体存在一定的机会和实验的可能性。

然后,因为商业模式不一样,有可能在创业的情况下,会获得投资,于是获得一个和传统媒体不一样的增长空间。我觉得是多重因素,甚至也包括个人的特殊的因素。

亚洲周刊: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胡泳:我觉得不必太担忧这种现象吧,看上去确实是很多很成熟的媒体人,很有成就的媒体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说,媒体这一块会永远吸引一些有使命感、有抱负感,想对社会做向上的改善的尝试的人,这种人会永远存在的,所以不用太担心会有一个类似人才流失的现象。因为我觉得这方面的人会层出不穷地出现,很多时候,我觉得不是因为人出现不了,而是因为环境的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只要环境变好,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从事新闻业。

亚洲周刊:现在的大陆新闻的管制环境,从2013年以来,我们的观察是逐渐不太好了,这种环境的恶化不会造成人才流失吗?

胡泳:当然,大家出来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环境不太好,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有志于做调查报道,但是你又做不了,那你就不如去做点别的事情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查报道这一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样一些新闻报道,需要一个很好的新闻环境。当然,另一些新闻类型,对于环境的敏感性没那么高,所以就受到的影响就不多。

而在调查报道这一类型上,我们可能不说人才流失,但至少,可能会出现一个人才断档。比如说很多人做了很多年调查记者,他们的经验都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把这个经验进一步运用,或者传授。而新的人成长则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调查报道的人才,断档应该是存在的。

亚洲周刊:现在这一批出来创业的很多以前是资深记者,他们出来创业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呢?

胡泳:做新闻的人,对于中国发展走势的可能性,我觉得他们有一流的嗅觉,就是他们知道,社会的脉搏在哪里。另外,新闻记者这一行,多少能积攒各种人脉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们创业不会是零起步,还是会建立在之前的工作之上。

不利的地方,我认为,做新媒体,很多时候不见得真的需要内容的精英化,很多时候你必须得服务于你的用户,很多时候媒体人必须学会如何做产品经理,而产品经理很大的要求就是你要放下身段,因为是用户决定嘛。而优秀的媒体人,多少都会有一些精英情结,所以就是对他的精英主义,可能会形成一个挑战吧。

如果他是找一帮人创业的话,肯定跟纯粹的做媒体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因为创业意味着就是,比如说,如何打造一个团队,然后又能在一定的时间压力下把产品开发出来,又得跟投资人打交道,我觉得这从原来的工作来讲,这肯定是他们的短板,毕竟原来的工作,很多都跟创业没有关系。但是,这些出来的媒体人,他们都不是毛头小子了,他们在创业的时候,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么,在一个成熟的心态之下,同时又有重新来过的创业热情,我觉得也很可能弥补前面所说的那些短板。

亚洲周刊:黄章晋的大象公会、邓科的智谷趋势,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内容生产商,但是从那次新媒体会议上来看,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商业变现的方式,您觉得这种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解决呢?

胡泳:他们各自的模式其实不太一样。大象公会实际上,还是喜欢比较长的文章,比较认真阅读的读者,才会去读他们的东西。它是碎片化阅读的反向发展,黄章晋可能坚定地认为,在这个时代还会有一些人,真的会要读这样高质量的文章。但如果单纯从读文章的角度来讲,他的盈利前景,是比较渺茫的。但他可能会通过做这样的影响和口碑,把盈利点放在别的地方,不见得来自于它的文章。

那智谷趋势,实际上它是想做智库。实际上,作为智库,它就不是面向普通用户,而是面向一些大的机构。那它的问题就是,提供的产品是不是足够好?这和大象公会不一样,它更多地还是说,你的机构客户要什么东西,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独特的东西,而其他类似的智库不能提供?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方向不太一样,很难说,他们就不行,因为他们还在做各种实验。

亚洲周刊:现在是否有一个比较成熟和可行的新媒体商业变现方式呢?

胡泳:看你怎么定义新媒体,因为新媒体的定义是很宽泛的。你要说自媒体,其实我们以前早就说,成功的自媒体人早就有了,郭德纲、周立波,包括郑渊洁都是很成功的自媒体人。如果抛开所谓的互联网光环的话,他们就是自己生产内容,然后这些内容有高度的用户粘性,像郑渊洁一个人写一本童话杂志,读者那么多,然后他自己活得很好。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要是真的有只有你自己能做、做得极为出色的东西,内容供应商还是可以成功的。有的人可能不是内容供应商了,内容只是他的噱头。

亚洲周刊:那些不是属于内容供应商的新媒体,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变现方式呢?

胡泳:有的新媒体在做自己的电商平台,它可能不是那种大型的包罗万象的电商平台,但假如充分开发自己的用户潜能的话,这条路也未尝不是走不通的。

实际上商业变现,这个取决于你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如果说你就是养一个自媒体,通过广告的方式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并不见得有多难。但是如果你不满足于这一点,你想扩大,就不再是自媒体了,你就可能是一个营销机构,你可能像徐达内一样,是一个排榜机构,那你的盈利模式又是另一回事了。

亚洲周刊:比如说,黄章晋的大象公会,按他自己的说法,还是一个撕钱的过程,而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媒体,而是一个机构,团队。但是他可能面临的就是无法变现的问题,如果大象公会的资金用完以后,您能设想一个更好的盈利方式吗?

胡泳:所以他还在开发其他的产品啊,实际上,创业是这个样子的,你开始想做什么,和你最后做成了什么,实际上是差别很大的。开始你可能只是想抱着一个东西来做,但是你真正创业以后,你可能会碰壁,可能会找到新的模式,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千变万化,因人而异的。

大象公会可能会存在,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品牌的号召力而存在,他可能会开发出其他东西,然后来养大象公会,这也没什么不可以。比如很多做纪录片的人,他用画画来养活自己,这没有一定之规,也不需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物化。

亚洲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互联网时代,严肃内容是不是不可能具备赚钱的能力呢?

胡泳:不一定。实际上,用户会愈来愈分化,那在分化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凭借高质量的内容来赚钱,现在只是各方面的分化还不能达到那个程度,或者说,商业模式还没有达到这种成熟的地步。在西方,像《纽约客》这种老牌杂志,在今天也还做得不错。所以,不要用现在的东西,来预测太长时间的事儿。比如在过去做手机视频,有人说不要做长的手机视频,只能做几十秒,因为长了没人看的。但实际上,随着手机的普及,技术的改变,用户在手机上已经开始看很长的视频了。

所以,没有一定之规,很多现象都是暂时的,随着技术的发展、用户的分化,还会出现很多新东西。

2015-04-07

所有的行业都需要一场黑客****

胡泳

我曾经花了不少时间研究管理学问题,在管理学领域当中,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词汇,叫“guru”。这是一个印度词汇,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管理大师。

管理学当中有不少可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叫 Gary Hamel。他最有名的概念叫核心竞争力,大家如果对管理学有兴趣,就会听到现在企业谈论自己有没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词汇最早是这位先生跟另外一位管理学者两个人共同提出来的。但是 Hamel 目前在做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个东西叫管理创新交换所,它是一个 exchange。

他来访中国的时候,我跟他请教,我说你不做管理大师了,为什么要做一个所谓的 exchange?就是让大家在上面谈论管理,并且叫做 hack management,就是怎么对管理进行黑客的突破。我问为何要这样?Hamel 给我的答复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有非常大挑战的时代或者世界,为了应对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巨大的不合常规的想法。这个所谓的巨大不合常规的想法,他称之为“射月行动”,因为要想射中月亮,需要有想象力。

换句话讲,就是你需要突破性的思维,需要一些完全不合常态的想法。这些事情不能够依靠管理大师,只能是调动管理黑客,来对这个东西进行生产。所以实际上Hamel是要把黑客引入到管理创新的活动当中。

把黑客同管理学联系起来意味深长。黑客活动这个东西具有两面性,有人认为它是建设性的,有人认为它是破坏性的。当然有一票人马会坚持说黑客具有纯粹性,因此说,你不能够把具备破坏性的那种人叫做黑客。我们中国人喜欢玩儿各种词汇,我们给这类人一个命名叫骇客,就是 cracker,我们把黑客区分开来,就是所谓的黑帽、白帽。当我们在谈论黑客的时候,这里的黑客是具有建设性的。

其实建设者和破坏者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多时候你破坏现有的秩序,恰好成为建设下一步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从黑客的起源来讲,黑客最早的时候其实跟一家公司有巨大的关系,这家公司叫 IBM。IBM 在那个年代,英语里有句话说,“它不是竞争,它是环境”。因为计算机领域当中,大家唯 IBM 马首是瞻。在那种情况下,计算机是一种必须经过训练才能够接触、才能够进入的机器,所以你会在头脑当中想到:凡是能够接触计算机的人都训练有素,他们可能穿着白大褂、在一尘不染的实验室里工作,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精英风格。

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计算机从 IBM 的那样一个深宅大院里头,来到我们普每一个普通人的书桌上,慢慢地来到我们每个人的手上。这个过程的完成,其实如果没有那些计算机疯子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些人通常不是在一个实验室里工作,他们是在车库,在仓房,在地下室,在所有那些完全不起眼的地方工作。这些人实际上最终摧毁了 IBM。大家知道说,著名的苹果的广告,就是当 IBM 做 PC 的时候,它说欢迎 IBM 来到个人电脑的世界。这帮计算机疯子认为他们成功了,他们最后打败了 IBM 这样一个巨大的信息集中营,当然这里面最有名的两个代表就是前面的黑客们提到过的人,乔布斯跟沃茨(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主张计算机要造就一个崭新的境界。刚才方小顿说,摇滚已死、黑客已亡。实际上在当年这帮家伙的眼睛当中,认定计算机跟摇滚乐、跟迷幻药具有一些同样的性质,因为他们想要造就的境界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获得自由,最好是打破工业社会给我们所有人强加的清规戒律。

在这个意义上说,六十年代反文化的潮流风起云涌的时候,有很多遗产,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遗产可能是这帮反文化人士在计算机领域给我们留下的,这个遗产最后深刻地改变全人类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说,乔布斯最后并不是以黑客知名的,不管你们对乔布斯做多少赞美,他最后是以商人而闻名全世界的。他影响我们这个世界不是通过他的黑客精神影响的,是通过他发布的各种产品,颠覆了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工作、玩耍的方式。最后不可避免地,钱商一定会来到钱生产的地方。换句话说,黑客原来那种纯粹性的瓦解是必然的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说到它不会是一个全盘的瓦解,因为个人计算机革命的缔造者们,其实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软件业,前面黑客们举的很多榜样都是那些软件高手的例子。

那么软件业从组织角度讲,最有名的一个比喻,是把软件的两种开发方式比喻成大教堂跟集市之间的差别。因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低能量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说,如果你要构筑一个东西,应该像建一个教堂一样,要层层地去构建,需要严密的管理体系,需要一个封闭的组织结构。在软件这个领域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定律,叫布鲁克斯定律,学软件的人都应该念过一本书,叫《人月神话:软件项目管理之道》,就是布鲁克斯写的。

布鲁克斯定律讲什么呢?在软件开发项目当中,如果已经延迟了,你再增加人手,这个项目不是会更快地完成,一定会更加延迟。换句话讲,人数加得越多,它越完不成。这就叫布鲁克斯定律,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一个妇女生孩子,你把它加到九个妇女,这个孩子还是不能一个月产生。

因此,埃里克·斯蒂芬·雷蒙德,就是写《大教堂与集市》的作者,我们称为开源三杰之一,他讲到,如果你做项目的话,由于规模、由于复杂性,它一定会失控,如果想控制而不失控的话,它的模式不能是大教堂模式,而一定要是一种集市模式。这种集市模式的特点是什么?是并行的、点对点的多人协同开发。它的结构扁平,很多人甚至是志愿者,没有强制的契约关系,它来去是自由的,集市模式的前提是开放源代码。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举例的话,永远举这个例子,就是Linux操作系统,这个故事已经耳熟能详了,我们在谈论所有美好的词汇的时候,不管是自组织、是开放式创新、是自协调,你可能不可避免地都会引用到这样的一个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蒙德所鼓吹的东西,和前面所讲到的一致,其实它是黑客的自由精神的广义上的胜利,因为黑客坚持说自由是他们的本质,而开源软件也是黑客努力的一个结果。因为 Linux 的运行状况像一个自由的市场,由无数的利己主义的个体组成,当然,这里也有很多利他主义的成分。系统中每个个体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其共生的过程当中,能够自然建立起一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最终会决定性地压倒大教堂模式。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来到组织问题上,就是我们谈论软件的教堂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个推论,整个软件的教堂模式跟企业的运行方式是高度一致的。相当于说你有森严的开发等级,你确立一个目标,然后你进行资源的调配,然后你要控制整个的进度,你要处理掉所有的 Bug,这里面还有人力、物力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有如何建立一个团队的问题,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假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阶段,资源不能够最大限度地共享,因此我们只有通过一种等级式的结构把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

这就是软件开发当中的强力管理跟企业管理之间的同源性,它们是同构的。我刚才说到布鲁克斯定律,在软件行业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定律,叫做康威定律。康威定律说得很简单,“系统的结构取决于产品开发团队的结构”——这个产品开发团队长什么样,最后它开发出来的东西就长什么样。我们说,其实这个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进一步缩减为沟通结构。如果你的沟通结构不佳,你最后的系统结构是不佳的,我们可以推断,你最后生产出来的软件产品结构也是不佳的。

因此,这样一种情况给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如果要把黑客精神引用到管理学上,你怎么来解决一个传统的组织类型,面对互联网这种点对点的分布式的庞大的网络,面对这个网络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这里头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不能一一展开。我想做一个结,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确像我提到的管理学大师 Hamel 所说的那样,需要对管理学展开一场黑客的****。管理是不是能够像软件业那样快速迭代?能不能超越我刚才说到的两大定律,就是布鲁克斯定律和康威定律?组织能不能够容忍管理黑客,他们因为充满对组织生活的挫折感和混乱感,而奋起要对这个系统进行敲敲打打?能不能让旧日的管理脱胎换骨,让有灵感的思想家和激进的实干家能够找到对于过去的官僚制、层级制、中心制的一种替代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今天的管理学的最大挑战。

推而广之,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家所处的各行各业都需要开展一场黑客****。为什么呢?因为你面对的环境太乱了,你如果没有我前面说到的巨大的不合常规的想法,可能走不出困境。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本人多年做新闻传播,这两年对新闻传播业最有影响的人其实跟新闻传播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中一个人叫做阿桑奇,他创立维基泄密,对于新闻机构提出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二个人叫做斯诺登,他影响了整个世界信息格局的再思考和再谈判。所以你的确就是想象不到,他们会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影响到这个行业。

我就讲到这里,一句话,我觉得可能在各行各业都需要一场黑客****。

2015-02-25

2015中国新媒体将发生什么?

胡泳 张继升

互联网内容的大融合时代来临;个性化媒体内容将成为主流;社交媒体进一步垂直化;可穿戴设备带来新的信息与社交机会;新媒体在社会****的应用渐成趋势

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势必会陷入以智能手机为导火线的战国时代,但也意味着互联网内容大融合时代的来临。新兴科技公司将会更积极取得更多内容资源,通过各种大小屏幕向用户播送它们自己的媒体内容,而互联网公司也加紧产品方面的布局,让自己的媒体内容在移动端也能处于优势地位。这一来一往表明,这些公司正在打造自己的新媒体生态,软件、硬件和内容将会高度结合。在大融合时代打造一条互联网的供应链,上中下游的合作将使企业更有利可图,用户也将受益于更平价的产品与更丰富的内容服务。

用户体验的时代将会由功能与数据作为养分,让个性化结成肥美的果实。除了在计算机上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之外,更多信息的推送与接收是基于移动端,然而所谓的“移动”端意味着内容的获取将会随着用户使用的移动而产生不同场景,个性化服务势必也要随着场景转换而产生不同的内容推送给用户,我们姑且称这种浏览为“伴随式”阅读。即使通过这么多手段针对用户个性进行分类,其实还是有可能无法满足每个个体的阅读需求,这个问题出自内容的发布主体不够多元。但已可以看到有一群小型的自媒体发布者蠢蠢欲动,虽然目前业界对于自媒体的生态尚未有系统化的平台规划,但互联网公司的积极布局为移动端的自媒体生态开启了一扇窗。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随着个性化的完善,互联网企业最终需要回到如何盈利的问题。

今日社交媒体正朝着精致化的路线前进,而精致化也意味着轻量化,曾经大范围普及的博客被后起之秀微博追过去了,更贴近用户的移动社交平台——微信取代了在中国也一步一步走向黄昏的微博。微信之后所出现的更精致的社交媒体,我们认为依旧会从移动社交发迹,但相较于微信这种泛化的移动社交而言,新的社交媒体将会依照人的价值观而变得更加精细,不像微信的多用户性与分散性。也就是说,围栏又要再次重划了,一个基于用户特点的围栏****再次展开,移动社交媒体从泛化往垂直化方向不断移动。由于中国移动互联网使用人数持续增多,中国这种精致化社交的前途依旧是看好的,未来如何再继续创新发展也备受期待。

可穿戴设备给予人们无限想象的空间,虽然尚无厂家做出杀手级应用,但可穿戴装置所切割出的微小信息将会为未来的信息传播带来更多可能。在目前社交媒体不断缩小的同时,可穿戴设备的碎片性质可能带来革命性的社交方式,藉由面对面的装置感应以达到某些社交目的。但是在我们乐观看待可穿戴设备在社交领域的突破时,其普及将是一个重大难题,究竟是此类社交应用价值高,才让可穿戴设备的购买人气变高而普及,还是可穿戴设备变得普及,才会让社交应用变得更有价值,这将会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与制造成本降低,中国科技公司的产品早已进入无差别品牌时期,而可穿戴设备的品牌无差别化将会让价格战再次开打,因此中国在2015年有望看到可穿戴设备价格着陆,为可穿戴设备的普及再打上一剂强心针。再配合2014年以健康导向的可穿戴设备所建立起来的习惯,中国将有可能在不久时间内大规模普及可穿戴设备。届时基于大规模装置所建立的内容与社交应用将会备受瞩目,但能不能创造杀手级的新媒体应用,还需要创业者的持续探索。

新媒体与社会****的关联越来越受到关注,它不仅在社会****中起到了动员以及讨论的功能,来自新媒体的声音也将会成为媒体平衡的力量,同时它在重大社会议题中起到对现有价值观予以解构的作用。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主要的价值观更多是出自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省思,更多追求自我价值与利益。也因此,从事新媒体的媒体人思想极为复杂,在社会的某个大型议题上可能会有相似价值观,但也有可能存在差距极大的观点,新媒体从业者是既合作也冲突的一群人。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继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摘编自《编辑之友》2015年第3期,胡泳,张耀升:《2015,大融合时代的到来》)

2015-01-22

腾讯科技讯 1月18日,由腾讯网和啖书局共同举办的“2014年最佳TMT图书评选”在北京举行。知名互联网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胡泳进行了演讲。

胡教授首先指出,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很热的名词,但许多人却没能理解真正的“互联网思维”。除却关心数字商业,关注数字社会基本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演讲中,胡教授着重讲述了互联网作为“隐喻的角度”。认为人们在理解未知的、抽象的概念或现象时,必须要将其还原成一个具体的事物,以帮助理解。故而互联网曾被比喻成“高速公路”、“网”、“浪潮”、“矩阵”、“图书馆”、“一排排的管道”等等。

演讲中,胡教授梳理了从1990到2020年的互联网隐喻发展史,并引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神经漫游者》、《编制万维网》、《虚拟社区》、《理解媒介》等经典书籍,阐释了互联网本身及其隐喻变革发展的原因及具体问题。

胡教授指出我们现在把互联网比作“流”,这个倒序排列的流是及时更新的,把最新的而不是最重要的放置在顶端。但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何为重要性,在失去权重的世界里把握“永远的当下”或曰“长久的现在”的意义。

胡教授表示任何比喻背后都会有政治内涵,并随着时间嵌入到文化中,从而改变人们的认知。对此,观察或使用互联网的人要时刻审视互联网的隐喻,看它是否违背了现实,并思考如何进行取舍。

以下是胡泳的演讲全文:

最近这两年互联网在很多人手中变成了一个“大棒”,为什么这么说?你可以去找几本关于互联网的书读一读,或者说你读一读科技博客,或者读一读互联网各种会议上的PPT。读完了以后你就可以跟各个行业的人约谈,跟他们讲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如果他们对你稍微有质疑的话,你可以挥舞这个大棒,这个大棒是六个字,叫“你不懂互联网”。我们人人都在谈互联网,但是说别人不懂互联网的时候,是在说你不懂互联网思维,还是不懂互联网思想?

我选了一个分析互联网思想的角度——“作为隐喻的互联网”。2014年5月27号我发了个微博,这是我这几年非常深的一个感慨,我说的是,“当下中国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我发了这个微博以后下面有一些评论,第一个人的评论侧面论证了我的意思,他说那么多人关注大数据,很多人讲的其实是大统计、大忽悠,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计算力、存储力是如何撬动底层结构的?我的另一个粉丝写了一句是,“往前一步是痛苦,往后一步是幸福”。就是说你关心未来的变化会感觉到很幸福,但是关心现实会很痛苦。

所以我特别希望啖书局如果继续评选TMT图书的话,能向我说的后面这个方向发展,能更关心数字社会到来后造成的基本问题而不仅仅是数字商业的问题。这两年互联网公司有钱了,开始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比如说腾讯的WE大会,百度的BIG Talk,但是可能更多的还是做数字商业,不是关注数字社会的基本问题。

下面从互联网作为隐喻来展开我整个的演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隐喻,很多时候不自知。因为我们对很多东西,对抽象的概念和现象,必须还原成一个具体的事物,人类的认知结构才能对这个东西产生理解。澳洲一个大学的教授威尔肯,他说关于互联网上的任何东西都存在着某种帮助你去理解它的隐喻,如果没有这个隐喻你根本不知道互联网什么样?但是所有的比喻背后都有政治内涵。随着时间流逝,隐喻会嵌入到我们的文化中,会塑造用户对互联网的认识,甚至会影响互联网未来的发展。隐喻因为彼此的不同会打架,这是一个斗争的场域,每一个隐喻会在彰显某些方面的同时遮蔽另一方面。而且要知道这个隐喻是谁提出的,比如政府官员和互联网设计师会提出不同的隐喻。

因此,我们观察或者使用互联网的人要牢记,不管是哪个隐喻,要时刻审视它,观察其是否反映了互联的现实?哪些隐喻应该保留,哪些应该舍弃?

《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大家可以关注这本书,这是雷可夫和詹森写的书,他们深刻分析了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隐喻,人类是一种譬喻性动物。截取两个人关于隐喻的论述,他们认为人的概念系统大部分都是由譬喻建构的,我们虽然很少能够察觉到这点,但是我们肉身体验所处环境而生的譬喻以及由文化传承而来的譬喻却约束了我们思维的方式。这是说隐喻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肉体的感知,我们使用所有感觉器官所获得的隐喻。第二种它是从我们的上一代传给我们的,它是一种文化传承。

另外俩人谈到跨文化的普遍隐喻,一种隐喻是不是可能超越各种文化和种族而存在?譬喻一定是有文化障碍的,比如同样是乌托邦,对于大西国的想象,和对于桃花源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一方面承认有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又肯定有一些譬喻是跨文化存在的,这两个是同时并存的现象。今天论述的关于互联网的隐喻,大部分是跨越地理界线和文化界限的。也有比较美国化的。

做一个简单的时间轴,从1990年到2000年到2020年,对于互联网的隐喻梳理通过梳理可以看到,不同的隐喻会坐落在这个时间段不同的坐标里。比如说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隐喻叫信息高速公路。等到今天的时候,可能一个很重要的隐喻叫“云”。我们是怎么从信息高速公路来到云这个地方的?中间经过了什么?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最早的一个隐喻是赛博空间,这是1984年互联网还没有商用化的时候,由一个加拿大的科幻小说家提出来的。我们知道科幻其实是整个技术的先锋,很多事情是科幻的人先描述出来的。可以看到赛博空间这个词已经成为了非常常用的词,这是吉布森1984年发明的,他说赛博空间是一个由电脑生成的空间,故事人物只要插上电源插头即可进入,这个空间具有难以想象的复杂性,在头脑的非空间中有一束束灯火闪烁,像城市灯火一样渐行渐远。

他称赛博空间为交感幻像,是一种集体幻像,成千上万的人接入网络,这些幻像可能导致把日常生活排斥在外的一种极端的延伸状况。就是理论上可以把自己完全包裹在媒体中,不再关心周围实际上在发生着什么。这是1984年的预测。我们不得不惊讶地说,这说得是非常准确的。

他的小说叫《神经漫游者》,赛博空间是所有隐喻中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是,存在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要从你的现实空间中迈出来,迈过某个门槛所进入到的那个空间叫赛博空间。换句话说,它是把我们生活的空间分成了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两个不同的维度。因为吉布森最早感觉到这个东西是他在街上闲逛,看到温哥华的少年打街机游戏,青少年虽然身处街头,但是头脑完全进入到了打游戏的空间。

赛博空间这个隐喻很快被互联网早期第一代充满理想、充满反叛精神的人所接管,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东西就是约翰·佩里·巴娄,摇滚乐队的一个乐者,所写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他说工业世界的铁血巨人们,不管你们是政府还是企业,你们躲开我们这个赛博空间,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这是他1996年写的东西,是把赛博空间当成乌托邦的、希望用技术给人类带来解放的这样一群人的呼声,他说这是我们的地盘。所以说在这里已经暗含了日后对网络空间主权的争夺,非常原始的一个冲突的起源。

赛博空间是那些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反文化主义分子最喜欢用的隐喻,他们说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独立王国叫赛博空间。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体很快把赛博空间描述成为一个可怕的地方,充满着各种色情狂、犯罪分子、盗窃分子、破坏安全的黑客,到处都是可怕的罪恶行径。政府则很快把赛博空间视为必须对它进行规范、管理、管制的地方。举两个例子,奥巴马2009年出台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时宣布,赛博空间是真实的,不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瑞典前外交部长卡尔·比特,在2011年伦敦的一个赛博空间的会议上说,“我们今天已经不存在任何可以进行见不得人的行为的黑暗空间“,言下之意是政府需要把这些空间全部管起来,不允许独立的空间存在。所以赛博空间这个词,非常奇特地由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特别喜欢用的词,变成了政府特别喜欢用的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我们中国网信办的英文名字叫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如果再直译成中文,可以叫网络空间管理局。

一个相应的跟赛博空间比较密切有联系的隐喻叫电子边疆,这是美国人使用的。美国人喜欢说我们有蛮荒西部,那个地方没有规则,到那个地方我们开垦土地,组织起来,建立规则,保护那个地方的安全。自由分子希望说,在免于政府干预的时候,把互联网比喻为电子边疆。使用这个隐喻的最著名的机构叫电子边疆基金会,致力于很多保护互联网自由的事业。所以隐喻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所,这里面有非常激烈的斗争。

1989年出现了万维网,这个翻译非常绝妙。万维网的发明要归功于伯纳斯-李,他写了一本书《编织万维网》。在这本书他讲到万维网是怎么成型的。在这本书中有一个前言,是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德图佐斯写的,他说数以千计的计算机科学家20年来始终注视着两件事,第一个是超文本,因为没有超文本就没有万维网。第二个叫计算机联网。但只有伯纳斯-李想到如何将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创造出万维网。

万维网是一个很重要的隐喻,它表明遍布世界各地的物理计算机通过网络终于联在一起了。然后由此还有另外一个隐喻叫矩阵,不管是网还是矩阵,他们都代表着一些经由共同的结构保持在一起的交叉点。矩阵会给你一种有序的感觉,但是网络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从1989年到1991年,这时候出现了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从名称上可以听出来,它显示了我们信息流动的快速性,显示了交易的便利性,有非常强烈的商业色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一般来讲是政府项目,所以会给你一种感觉,信息高速公路是由一个中央权威政府主导的,因此它是一种公共品。由于它是一种公共品,所以必须对它加以规制和管理。信息高速公路这个词一度非常流行,现在不用了,但它也没有死亡,在网络中立的争论中部分地复活。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对全球互联网有非常大的贡献,****,他是因为环保气候变化活动获得的奖,但是仅凭他对互联网的贡献也有资格获****。戈尔是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最有力的鼓吹者,他是追随他的父亲,也叫阿尔·戈尔。今天如果你去美国,在高速路上自驾,那个路跟他父亲有关,因为他父亲当年提案建立州际高速公路。所以小戈尔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虚拟的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标志性的东西是1991年美国通过的HPCA,即高性能计算法案,美国人提出要建立全国信息基础设施也就是NII,这股风吹到了中国,他们觉得国外都在建立信息基础信息,我们不建立的话会被开除球籍。这个法案除了导致了NII的建立,同时还资助了NREN,美国研究和教育网。这个法案的重要性在于,1996年戈尔自己说,看看美国互联网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说我们的政府点燃了最初的火花,之后我们把它交给那些有创造力的个人和公司,让他们肆意地发挥,最后用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星星之火燎原了。因此美国在克林顿和戈尔执政时期经历了美国最繁荣的一段时期,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经济发展得非常好。

戈尔推动资助的科研和教育网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很多人不太清楚的就是今天你上网使用浏览器,最早的浏览器是马克·安迪森开发出来的Mosaic浏览器,其后安迪森创立的网景1995年上市,是投资互联网浪潮的最开端。这个浏览器就是在戈尔提的法案资助下产生的一个有形的产物。看一下当年整个互联网的发展,今天互联网如果没有这七层的发展,你见不到互联网的繁荣。最底层是计算机,没有计算机就没有互联网,计算机是1941年德国人祖斯发布的可编程的计算机,然后是1976年苹果机的发布到。第二层是网络。网络脱胎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乔治·威利,在1956年,当时为了防止美国遭受核爆炸,建立了雷达检测网,有了计算机网络的雏形,然后到1973年的以太网,发明者是麦特卡尔夫。然后是互联网,1969年的阿帕网到1975年瑟夫和卡恩发明的TCP/IP。第四层是万维网,从布什、纳尔逊、恩格尔巴特来到1990年的伯纳斯-李,然后有了所谓的Http。第五层是浏览器,1993年的Mosaic。第六层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最早是1990年的Archie,到1998年谷歌的出现。最后才来到今天大家所见到的丰富多彩的内容,这个内容是建立在万维网基础上的。直到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整个网络世界是由这七层构成的。

说到信息高速公路,有一本著名的书是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但在这本书里,盖茨其实对信息高速公路的比喻有很多批评。比如,高速公路容易让人想到两点之间的距离,但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特点是消除距离;同时,在路上行驶只能看到沿线的风景,而在网络上可以随心所欲看到和做任何事情。盖茨反对这个东西的更根本的理由是,信息高速公路会容易让人联想起政府的作用。他认为在大多数国家,计算机网络工程由政府主导修建会是错误的。

盖茨认为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大市场,这个市场是世界的中心商场,我们在这儿进行购物、交易、销售、讨价还价、结交新朋友、讨论问题,这是互联网的核心,它是一个市场。由于我们有了这个市场,盖茨在这本书里进一步提出一个概念,叫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在这里花少量费用可以获得大量信息,这是购物者的天堂,将使产品的生产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看到消费者究竟需要什么,也可以使消费者更有效地购买产品。对此,亚当·斯密应当感到高兴。

信息高速公路这个隐喻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这幅广告可能是中国互联网史上最著名的广告,大概如果写中国广告史的话,也可以进入最有名的行列,当年瀛海威的张树新在今天的白石桥,中关村零公里处竖起的巨大的广告叫“中国人离高速公路有多远”,旁边有一行小字叫向北1500米,来到魏公村,就是来到了瀛海威科技馆。我本人的网络生涯也开始于这个地方。

信息高速公路大家不再使用了,但是在一个地方复活了,就是在网络中立的讨论中,我前边说我们很多人关心数字商业问题,但不关心数字社会的基本问题,网络中立就是其中一个大问题。网络中立的核心意思是说,对所有的网络流量应该无差别的对待,不应该在网络流量经过的地方设立收费站。网络中立这个概念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吴修铭在2003年提出来的。在2006年的时候他为了说明为什么要网络中立,用了一组概念叫做快车道和慢车道。他的比喻是假如说你在美国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某条公路宣布我只对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开放这条公路,其他人必须走旁边的慢车道,这就叫网络不中立,我们反对这样的做法。很多互联网公司都站在网络中立这方面,但是电信公司认为凡是消耗资源多的可以多给我们钱,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优先权。这个中立争论一直打到美国国会,奥巴马对此发出了他的主张,他反对收费优先。网络中立原则就是所有的互联网流量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

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一个参议员提出,他说互联网并不是一辆大卡车,什么人都可以把这个东西扔上去不管,他说如果因为这个东西造成了互联网的堵塞,这个东西应该由谁负责?因此他提了另一个比喻,他说互联网是一排排的管道。由于那些主张网络中立的人觉得他的这种立场背后有它的阴谋,可能支持电信公司,这个人受到了大量嘲笑。但是网络是一排排管道的隐喻其实比网络是云要靠谱。待会我会谈到这一点。

为什么信息高速公路隐喻和赛博空间隐喻有很大的差别,它们之间会打架?有两位教授普什曼和伯吉斯写过一篇文章说到,如果我们把互联网当成信息高速公路的话,我们认为它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作用。而赛博空间这个词告诉你,互联网是有很大的乌托邦意义的。我们会给互联网赋予一个超出日常生活的水、电、煤、气的意义。它给我们人类潜力带来更大的可能性。所以不同的人选取不同的隐喻,背后有各自的诉求。

下面讲另一个有重大影响的隐喻。在1995年5月26号盖茨在微软内部的备忘录流了出来,盖茨写了这封信,这个信题目叫做“互联网浪潮”。1995年的时候盖茨感觉到微软可能要有麻烦,因为大家开始联网,大家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而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标准。盖茨非常担心互联网会颠覆微软,他写了这个著名的备忘录,引出了互联网非常有名的隐喻叫“浪潮”。他预测到了智能手机,预测到在线的视频,也预测到在线的广告。他当时备忘录写的原话是,我在网上冲浪10个小时没有打开任何Word文档,也没有执行Windows文件,我打开了很多视频文件。有一个令人恐慌的可能性,也许有一天互联网这些粉丝可能凑在一起,会造出一种非常便宜的,比PC要便宜的多,但是可以上网,有足够计算能力的工具。我相信互联网会变成我们最重要的推广工具,也许有人应该为把那个链接连到我们主页上付钱。最有意思的是,他说原来网上发现的信息,比我们微软内部的企业网发现的信息多得多。盖茨当时感到了可能有一场海啸要到来。

说到浪潮的隐喻,回到一本更老的书《第三次浪潮》(1980年),托夫勒把人类社会分为三次浪潮,2006年的《财富的革命》是《第三次浪潮》在互联网时代的版本。他说生产者、消费者将合一。沿着三次浪潮的说法我们来到另外一派,对于信息社会的理论进行构建的思想家,一个著名人物是丹尼尔·贝尔,他写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是非常早的书(1974年)。他阐述了后工业社会,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大家越来越多的从所谓的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中去了,在越来越多的服务型产业中,人变成重要的资本,也就是人力资本。贝尔讲到,今天让经济增长唯一的方法是发动人们自由地展开他们的创意。同时他也分析蓝领工人地位的下降,以及专业工作者,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创意人员还是IT专家,这些人的重要性在上升。最后他说到,今天我们正在见证的东西是信息科学以及行为科学的蓬勃发展。比如说行为经济学在这个年代开始初露头角。

顺着这条线到1996年,卡斯特写了一本书《网络社会的崛起》,这是卡斯特三部曲的第一本,卡斯特在90年代得了癌症,他觉得自己日子不多了,拼命地写书,短时间内写了三本,被称为当今的韦伯,奇迹在于写完书以后竟然活得好好的,又写了好多本书。他讲到网络社会崛起,网络构成了我们新的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社会的源泉,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不影响其平衡的情况下更易于创新。他把信息化的本质称之为信息空间,包括三个层次:技术的层次、地点的层次以及人的层次。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有共同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我们今天所见的网络社会。这条线都是顺着托夫勒下来的。

在1993年出现了另一本开创性著作《虚拟社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大家都在社交媒体活动,最早的概念就是虚拟社区。这个作家当时在一个很小的社区里,天天在那里泡,试图从这个社区中总结,未来网络社区到底有什么特点?他用了一系列比喻来形容:这是一个出版和表达之地,像一个拥有1000个房间的巨大的咖啡馆,像是伦敦著名的海德公园的演讲角的在线版。它也是一个流动的跳蚤市场,是写给编辑部的未经编辑的集体来信,他用很多比喻说我们人类可能活在一个跟线下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线上的世界。虚拟社区一路发展,一直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社交媒体。中国网络社区最早的雏形可能很多人也不太知道,其实就是瀛海威时空,当时是有信用点的,相当于虚拟货币,那里还产生了爱情故事,所有网络社区的东西那里都已经有了雏形了。

来到今天,谈及网络的社交属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对立是,很多人在研究,到底线上交往会不会影响线下的交往,如果太多地出现在线上,会不会在线下就变得跟大家彼此隔绝。换句话说,当你越来越宅的时候,是不是失去了跟这个世界的联系?这是争论不休的东西,我们有很多文献可以讨论这个话题。我这里特别提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反对数字二元论,我们认为在今天,根本不存在一个线下和线上完全对立的空间。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是原子和比特的混合,他们共同造成了我们的增强现实。换句话说,不要试图再去区分什么叫线上,什么叫线下。

尤其是当我们来到移动互联时代,当你在使用手边所有的这些APP的时候,你会模糊线上线下的界限。比如说我们甚至不用谈论你使用APP的具体体验,就讲现实中的一个常见例子,你拿着手机在大街上看,其实很危险,你可能会撞到某一个物体上,或者被车撞到,或者在新闻中看到有人掉到大沟里。其实,这显示了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物理世界中的某一个地点,另一方面,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别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技术发展已经导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区分所谓的线上、线下,我们要打破这种数字二元论的悖论。如果你看过黑客帝国,典型场景是,真正的世界叫做锡安,你以为真实的巨大的世界是Matrix,当我们打破这个二元论时,其实它们是一回事。所以,社交媒体上的所有的活动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它们并不是虚拟生活。

从这点来讲我们可以讨论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在社交媒体引发社会****问题上有一种观点,社交媒体没有造成行动,造成的是懒人行动主义,你可以通过点一个赞或者按一个按钮就表示实际的行动。这是格拉德威尔试图论证的,在虚拟空间中,由于你的组织如此松散,所以不可能实现行动。但是如果用反对数字二元论观点来看的话,本来你那种说法就是不对的。因为所谓的数字空间行动主义,本来就应该跟线下的行动主义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推动事情。没有人说一个纯粹的线上行动会推动事情的发展。

数字二元论传统源远流长。其中一个著名代表人物就是SHERRY TURKLE,她所持的观点是我们有一个THE SECOND SELF。其实我们的真实自我和数字自我是一回事。

关于网络政治和民主的隐喻,通常最常见的有两个,第一个是村头的广场,第二个是市政厅,都是美国的比喻。对于美国人来讲,这些东西都是小型的民主实验场所,包括当年的清教徒,从英国登陆,首先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制订自己领地的规则,召开本地居民代表大会决定所有的事情。美国政治中有一个说法,要开市政厅的会议。像奥巴马来中国,见中国青年,也称之为在中国开市政厅会议。

这两个隐喻给你感觉,要么是一个村,要么是一个市,其实英语里市就是市镇的意思,都是很小的地方。这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比喻是全球村,一个村怎么会变成全球的?全球村这个概念给你的感觉是,尽管范围特别广大,但是实际上这么广大的范围还能保持人的亲密性,因为他们是一个村的村民。可见村的比喻可以从小扩大到很大的一个范围,就是把它应用到全球的互联网用户社群中。

地球村概念是1962和1964年,麦克卢汉的两本书《古登堡星系》和《理解媒介》中提出来的,也论证为什么将来我们是一个地球村?比如他为什么不说是一个地球城呢?他提出地球村是有道理的,因为麦克卢汉认为我们是从部落化,到非部落化,到重返部落,是再部落化,我们都很紧密,我们是一个村。在部落中,围着篝火给自己的亲密成员讲故事的人,就是传播的这个人。

来看最新的发展:我们来到把互联网比作成“流”的时代,如果使用今天的社交媒体你就知道什么叫流,什么叫时间线,它是倒序排序的流。这个流一方面它是及时更新的,你如果使用智能手机,每次都期待只要下拉就应该产生新的信息,如果不产生新的信息,你觉得它不是新媒体。与此同时,它会产生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最新的东西不管是不是重要,永远是在最上面。导致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重新思考什么叫重要的问题,我叫做“重思重要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失去权重的世界,我们不再能搞清楚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它也导致另一个问题,早几年美国人就提了这个概念,叫做长久的现在,当下成为永远的当下。

2006年又出现了今天大行其道的互联网隐喻叫“云”。亚马逊从2006年推出了云服务,思科提出Fog Computing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开使用云形容任何可以在远端存储和处理的电子数据。由于有了云就有了大数据,云的概念会让你产生一种幻觉,觉得你的数据,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企业,似乎在远处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存着,你也不需要操心,任何好处都可以享受,还有人替你操心。过去像IOE这样的公司告诉客户,你们的数据在我们的大数据中心存储着,我们有成排的服务器,你们在我这儿是安全的。但是想想看,云的比喻和成排服务器的比喻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你似乎觉得可以放心地把你的数据托付给云。

而当我们看到大数据的时候,通常会把大数据比喻成一股数据洪流。我们常惊叹数据的量,数据刻成光盘排起来能从地球排到月球,它是一个巨大的量,它应该是能被人类所利用的资源,我们可以对大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好好利用起来,然后就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大数据这个东西它不是自然现象,所有的数据都是人为产生的。如果你把它当成纯粹的自然现象,可能有一天你会栽很大的跟头。

最后,让我们回到特别遥远的时间,在1785年的时候,有人预见性地提出了互联网日后大行其道的隐喻,叫做全景监狱。英国著名社会改革家、哲学家边沁绘的图,就是每个人在监狱里生活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外在监督,他们会自我监督。因为他们看不见监督他们的人在哪儿。这个全景监狱后来被福科所引用,现在被所有担心互联网隐私丧失、安全丧失、国家变成监控机器的人都在使用这个词。经常跟这个词同一使用的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非常遗憾的是,《斯诺登档案》这本书应该入选今年的十本TMT图书之一,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没有看过的我建议你们仔细读一遍。因为在监控隐喻大行其道的时代终于出现了一个英雄,他告诉你只要监控机器想那么干就可以那么干。换句话说,没有斯诺登,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我们生活已经被监控到了什么程度。

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斯诺登应该被授予****。在这种严密的机器或者技术织网过程中总能发现一些另类的英雄,帮助我们逃脱一些看上去不可避免的厄运。这本书就是《斯诺登档案》,我强力推荐这本书。

归根结蒂,所有这些隐喻就指向两大种类,第一种是乌托邦,第二种是反乌托邦,斯诺登代表的是反乌托邦,那么托夫勒、尼葛洛庞帝、凯文·凯利等都是乌托邦分子。乌托邦分子说互联网是可以进化的,可以拯救我们的人类,它代表了进步,代表着普世,甚至象征这美国传统个人奋斗的梦,也就是美国梦。其实所有成就事业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他们都是实现了美国梦而不是中国梦。

因此当你把互联网按照这个语境描述的话,互联网是人类伟大的变革,它会决定我们的工作、游戏以及跟他人的交往,它会造成新的商业和创意。即使有一些国家和人群被暂时甩掉,但是技术进步后,这些人一定会赶上来,最后实现全球大同。

但是反乌托邦分子说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是反面的乌托邦,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东西。它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拯救和联合,相反它让我们彼此隔离,每个人都产生异化,我们可能只通过阿凡达化身来交谈,同时也导致最有力量的机器,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对公民展开监控。这是反乌托邦的画面。

反乌托邦的书我最喜欢的是莫罗佐夫写的。谢谢大家!

2015-01-20

海尔转型的四大挑战

文/胡泳

大概四百年前,中国还没有地图。利玛窦在1602年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在看到这张地图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我们在世界的中央,周围是大海,外面有若干岛屿,天是圆的,而地是方的。这种认知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所谓“外圆内方”。利玛窦绘制的地图第一次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与认识,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一个词——“地球”:地球是一个无始无终、由大海和陆地组成的一个球体。

利玛窦画的这张图基本上成为后来中国世界地图的一个原型——横向、以太平洋为中心。实际上,每个国家的世界地图都会把自己放在中心。这也是横版地图带给我们的世界观。2013年,中国科学院有一位科学家郝晓光获准出版了第一张竖版地图,让我们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美国并不在中国的东方,而是在中国的北方。当你改变对世界的看法时,就会改变行为。比如,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现在会向北覆盖,而不是更多地向东覆盖。竖版地图的中心,其实是北极,之前以为是边缘的地方可能恰好是世界真正的中心。

我用这个比喻是想强调说,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得到一些全然不同的认识,会让我们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化;一旦对这个世界产生新的看法以后,会影响到行为。

我们曾经知道,这个世界基本是一个原子的世界,但是,戴上比特眼镜看原子世界,就会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要移动的东西,不是原子而是比特,因为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多地处于一种失重的状态之下,交易和交换的东西是无形的,是信息、服务以及知识产权等。原子跟比特之间,存在一个永恒的矛盾,是变化缓慢的原子相对于飞速变化的比特的矛盾。

硅谷著名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说:“我们想要会飞的车,但我们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也即我们得到了推特(Twitter)。因为原子世界的变化如此缓慢,所以用比特代替原子,或者用比特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将成为创新丰厚的土壤。比如,汽车尽管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使用汽车的方式。

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说,“原子是新的比特,而比特是新的原子。”这句话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由创客****造成的,将互联网的创新模式应用到原子世界里,使得特定的硬件制造成为颠覆式创新的热点;另一方面,诚如马克·安迪森(Marc Andreessen)所言,软件终将鲸吞一切。特定的硬件设备可以被软件应用所取代,使得软件也成为颠覆式创新的热点。这两个趋势可称之为“原子的比特化”与“比特的原子化”。两个趋势同时出现以后,就会出现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讲述的:“新经济的目标是一家公司接着一家公司,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地摧毁工业经济中的一切。”

中国6亿在线消费者构成了一个“黑洞”,会对不同的产业产生吸附效应,会出现“一个一个产业的电商化”,我们把它称之为“互联网+”;距离黑洞越近,在线化程度越高。比如,目前最受影响的可能是广告业、通信和媒体出版,现在已经在影响的有物流、零售、交通、餐饮、旅游、教育、医疗,未来会延伸到批发和产业集群、制造业、金融、房地产、能源。海尔目前还在制造业,但由于它生产很多的信息产品,因此海尔正受波及。“黑洞”本身最主要的特征是云计算和大数据,海尔须让生意跑在数据上。

具体到家电业来说,《2014中国家电企业互联网转型报告》指出,中国拥有6.32亿互联网用户,这催生了充满活力的科技行业、繁荣的社交网络和世界上最大的电子零售(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市场。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消费端,各个重要行业都没有跨越向线上转型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大约一半的中国中小企业才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采购、销售和营销等活动。这意味着最激烈的变化还没有到来,也意味着我们会迎来一个更加剧烈动荡的时期。

这个时期会遇到转型问题。转型的根本,在于企业面临两种变化:市场结构变化和来自技术的变化。为应对这两种变化,需要展开一系列管理、市场营销和投资的转变。根据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on Christensen)的分析,这个转型可看作是已定型的大公司(incumbent)跟新进入公司(entrant)的市场对垒。前者因为企业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资源分配过程,很难把充分的能量和人力集中在那些小的市场上,即便按逻辑它们有一天会成为大市场,而且它还会被用户牵住,只能够成功地执行延续性创新,却不能处理好突破性创新。而新进入的公司,由于财务激励不同,对产品更加聚焦在用户的使用而不是功能上,更关注突破性创新,导致这两类公司的技术S曲线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突破性创新的范围内,新公司几乎会永远取得胜利,而老公司则在延续性创新当中保持领先。

因此,我觉得海尔面临诸多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开发杀手应用。它应该具有如下特征:

转型第二个层面是组织转型。主流公司不是在所有的突破性创新当中都无所作为的。有一种情形可以取得成功:在内部建立了新的、独立的、围绕突破性业务的自治组织。这一个自治组织可以自由分配资源,以便在破坏性的新市场当中获胜。对于海尔这样的大公司而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紧耦合企业变成一个松耦合企业?紧耦合意味着各个组成部分较多的相互依赖性,需要较多的协调活动,所有的工作都在公司内部完成,而松耦合则意味着有很多独立的实体或者个体,相互依赖度较少,有更多的分享,很多的东西可以外包。我把这个从紧耦合到松耦合的过程称为“去耦合”。在我看来,21世纪的组织,需要把权力和功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分布型,使组织可塑性非常强,同时又具有持久性。组织的“去耦合”是海尔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这一个挑战可以用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对管理两种功能的框架来分析。哈默尔认为,管理最重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怎么去放大个人能力(纵轴);第二,如何把不同个体的能力聚合起来,完成那些单独个体无法完成的事情(横轴)。过去,放大个人能力,要求勤奋(diligence)、智力(intellect)、主动性(initiative),而今天决定企业是否有竞争力的关键是员工创造性(creativity)、是否有热情(passion)。如何聚合个体的能力呢?汇聚(pool)、标准化(standardize)、定序(sequence)、一体化(integrate)、最优化(optimize),依次对行动聚合的要求越来越高。

海尔在变革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解决管理中这个永恒的矛盾?怎么样既能够放大个人能力同时又能够让个人之间产生协同?应对这一挑战的实质就是怎么样做到更加充分的网络化。当只在纵轴上行进,那是传统的市场模式,只在横轴上前进则意味着传统的官僚制、科层制。两者都有弊端,所以必须结合市场和官僚制的优点,走向一个非常充分的网络化企业。

第三,人的层面。“社交一代”(social generation)的人喜欢与他人发生联系,希望拥有开放并且有利于社交的工作环境,期待同事和老板都是可接近的;他们乐于从事合作性的、以团队为基础的工作项目,渴望信息在各个层面无障碍流动;他们是数字交流的高手,擅长多任务处理,精力充沛;有社会意识,更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因此,“社交一代”对找工作有着完全不同的期待——找工作更像找对象或者买房子,需要有搜寻和配对等。在这个层面,海尔的挑战是:如何从对新一代员工以绩效至上+结构化的激励方式转变为提高其就业能力+灵活性。小微公司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员工,他们有可能是非收入导向,更看重个人的充实感和满足感,更希望跟社会上更大的一个网络社区有互动,在企业内部有充分的信息流动。企业是不是有透明度,能否迅速反馈,对于转型期的企业员工来讲至关重要。

最后,流程的转型。传统的硬件制造要经过规格的设定、物料清单的优化、设计、供应商谈判、原型制造、试产、大规模生产这样的漫长时间(可能需要18-24个月),最后经过营销、销售才能到达用户手中,可以说这样的产品开发出来时已基本上完全丧失价值。因为从想法酝酿到用户交互之间的时间长得让人无法忍受,产品迭代时间和成本过高,而这正是传统制造业不可承受之重。现在,发起硬件革命的独立公司和创业公司把流程改造成“敏捷开发”:设计阶段就通过开源研发,然后是快速的原型制造和试产,然后是营销和销售,最后才是外包生产并最终送达用户。这样,我们就摆脱了旧日的规格限制,原型制造和最终制造可以脱钩,销售和生产顺序发生了逆转,加上大规模协作的增强、向云端的迁移,这就是制造业的革命。

对于海尔来讲,挑战是如何做到从以顾客为基础到以用户为中心。我分解成三个方面:第一,能不能打造用户的“活”数据,结束与用户之间的“失联”状态?从电器到“网器”就是往这一方向发展;第二,加强交互思维,把用户真正当成一个主体,视产品为有生命的、可以不断演化的有机物,同时打破过去运营的分工思维,采用合工思维解决运营模式问题;第三,海尔如果想变成一个充分的互联网公司,就要学习怎么样引流,因为没有流量,就难以产生销量;没有流量,就难以提升用户的体验,就无法形成黏性。

最终,转型是为了满足用户需要。问题是,用户在哪里?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2015年中国会达到7亿网民,超过美国和日本两国网络人口的总和。2014年的统计表明,中国有6亿PC网民、5亿手机网民、3亿网购人群;2013年底,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2006年-2013年间,复合增长率达到90%。如果想做到以用户为中心,就必须要做到在这些地方去追逐用户。

诚如张瑞敏先生所言,“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我的观察是,1900-1960年的漫长时期都是生产时代,主导时代的企业都是以生产见长的;1960年-1990年,是一个分销的时代;1990年-2010年是信息时代,有没有IT竞争力决定企业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代占据主导;2010年至今,我们来到了客户时代(age of customer)。这是海尔目前正身处其中的阶段。海尔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投资平台、孵化平台或者加速平台,同时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创业平台,我希望海尔在下一个阶段会进入到知识时代。这是我对于海尔下一个三十年或者海尔百年的一种期待。真诚希望海尔目前所有的管理模式探索,能够开辟无穷的可能性。

2015-01-16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有可能改写世界互联网版图

中国互联网生态在2014年有着显著的改变,这个改变像是一场蜕变。若从2014年外国媒体关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互联网大事,先是雷军的小米在短短几年内跻身世界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到马云的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史上最高融资金额让世界见识到这个原本域外没有多大名声的中国企业,最后是中国科技巨头云集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概念,外媒的目光渐渐从中国庞大的互联网消费市场转移,开始更多关注中国互联网企业。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有可能改写世界互联网版图。

然而,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上不断被反复提及,国外的业界人士对于这股新生力量满腹狐疑,无法断定它是个威胁亦或是个契机。甚至有人对于阿里巴巴的中国背景提出疑义,此人就是美国富豪马克·库班,同时也是阿里巴巴的股东。他认为阿里巴巴来自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难保不会出现内部交易的情况,因此压根就不应该允许它在美国上市。这看似一个投资人在表达他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但却也不难从其话语中听出对于中国品牌的不信任。这也反映了国内在互联网和资本市场的依法治理方面,在世界上可能依旧处于落后阶段。在本国企业崛起的同时,中国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从业环境。

虽然2014年外界多关注企业的成长,但中国消费者依旧是不容忽视的庞大市场,国内网民人数于2014年达到六亿,接近美国和日本网民总和的两倍。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多次抵达中国进行访问,并强调中国是苹果最重要的市场,也会在未来加大在中国的投资。除了苹果外,2014年对中国最为积极的硅谷科技巨头莫过于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来华进行学术研讨,并全程使用中文对话。不同于阿里巴巴前进美国时被质疑其中国背景,扎克伯格来到中国便表示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脸书虽然在中国无法使用,但其实已经悄悄地帮助许多中国企业联络外国的客户,也就是说脸书已经在中国了。近来网信办主任鲁炜参访脸书园区,扎克伯格被拍到正在研读****的著作《****谈治国理政》,虽然招致批评,但扎克伯格欲进入中国的野心似乎不言而喻。对扎克伯格而言,如何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维持脸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必将是个不可避免的课题,毕竟谷歌的前车之鉴还硬生生摆在面前。其实,如何在坚持公司原始理念的同时将产品推广到中国,这也是其他国外互联网企业进入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国外有一批怀着雄心壮志想进入中国的企业,相对地,2014年也是不少中国新兴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尝试向外扩张的元年,以小米为代表的一批互联网公司积极招募外国人才,已然迈出了国外扩张的第一步。这批互联网公司最大的特征就是其粉丝与论坛文化的经营,这群粉丝甚至不能称作粉丝,他们追求高性价比,他们也没有太高的品牌忠诚度,哪个产品给的甜头多就往哪个产品走,相较于高端品牌的消费族群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苹果的用户对下一件产品的选择也多会是苹果,这些粉丝却不会,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品牌不是第一考虑的消费形式,导致国内一些嗅到商机的商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创业的内容以平价手机最为常见,连传统的中华酷联等科技巨头也相继投入创立子品牌的竞争,豪赌线上渠道。BAT中的百度与阿里巴巴也在移动端上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生态,以期与谷歌的安卓系统相抗衡。在软件、硬件与生态都被各自把持的情况下,2015年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势必会陷入以智能手机为导火线的战国时代。

当国内的市场渐趋饱和且群雄割据,这些新兴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便开始以台湾、香港、印度、东南亚、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为扩张目标,瞄准人口众多、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发达但电信运营商薄弱的市场。它们刻意回避美国和欧洲等市场,因为后者受到运营商严格把控。如果大型服务供应商给予消费者大量手机补贴,通过出售廉价手机获得的优势自然就会减弱。虽然打法巧妙,但这场诺曼底大登陆就如同外企进入中国一样,是一场十分难打的仗,这些新兴互联网公司很快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尤其在专利方面遭到其他公司狙击。例如小米刚进入印度市场不久便遭到爱立信起诉,指控小米侵犯其通信专利,造成小米在印度的所有产品面临停售,让小米国际化的野心受到重挫。

事实上现今的互联网世界被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法规给切割成块,当某国公司的科技产品或是互联网服务在其他国家上线时,必须遵守他国的法律。目前中国企业遭遇的还只是硬件或软件上的专利阻碍,当继续前进时,尚有可能遇到隐私权、国家安全或意识形态等大石挡在路上。这些新兴公司能否在接下来的登陆中扎稳根基,还有待持续深入的观察。

综观而言,在中国互联网不断成长的同时,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也在不断扩大。中国由于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态,习惯于用固定的方式看世界,其实,其他国家也难免同样的问题,他们也习惯用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国后来居上的发展。虽然今日的互联网仍然被国界所切割,但这恰恰提醒我们要更长远、更多角度地去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唯有保持开放与合作的精神,才能消除歧见,对中国以及世界的互联网做出贡献。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5112日,此为未删节版

http://www.eeo.com.cn/2015/0112/271241.shtml